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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言语》：“郗太尉拜司空（案在咸和四年，329年），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坛，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郗鉴之意，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像朱博那样的吏才而得登于台鼎，像鸡飞上天一样，在门阀政治中，这本来是想象不到的事。《太平御览》卷二○七引《晋中兴书》：“郗鉴为太尉（案在咸康四年，338年），虽在公位而冲心愈约，劳谦日厌，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旨趣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无殒坠之虞。
不过，郗鉴毕竟是流民帅，也有过流民帅所共有的杀人越货之事，已见前引。《晋中兴书》说他“自少及长，身无择行”，是一种溢美之词。《世说新语·品藻》：“卞望之（壶）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①，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犹今言三种矛盾。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本文之始，曾引用《晋书·明帝纪》史臣之言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史臣本指王敦有上游形胜之利，遂启篡窃之心，因而感叹世无周公。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
①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庾亮之谋”而未及陶侃，是因为司马光未录庾亮致郗 鉴信中关于陶侃欲起兵废王导之事，所以胡注也未论及。
②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东道粮运之事而不及京口的经营，是因为司马光未措意于京口地位问题，于《通鉴》中略去了郗鉴致温峤函中“静镇京口”之语，所以胡三省作注，也就未曾言及京口。
③ 引陈寿评诸葛亮语以论郗鉴，当然也有抬高郗鉴的用意。郗超已有此说。
① 计，计簿，计算；校，校实。“大修计校”，当谓大聚甲兵钱谷诸事。《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领冀州牧，“校计甲兵”；《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此，作“计校甲兵”。又《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进谏，亦此意。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颖川庾氏，兴于魏晋之间。据《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桓帝时颖川庾乘“少给事县庭为门士”①，郭太见而拔之，劝游太学，遂为诸生佣。后能讲经，犹自以为门第卑微，每处下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入魏始为襄城令，见《元和姓纂》卷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被誉为当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节命司马懿为相国，六年又列名于废齐王芳之奏，为司马氏功臣。其事迹分见《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同书《管宁传》及注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卷五○《庾峻传》。瘦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嶷子■，晋尚书，其后支脉不显。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庾峻传》谓峻魏末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入晋，庾峻为侍中，疾“风俗趣竟，礼让陵迟”，主张“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庾峻弟纯，传谓“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庾纯于晋不附权臣贾充，曾于坐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庾纯子旉，因反对晋武帝命齐王攸之国而知名。根据庾峻、庾纯等人行事，《晋书》史臣赞“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这是汉、魏儒学大族的典型形态。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庾读者庄书，暗合己意，“自谓是老庄之徒”①。《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注引《名士传》曰：“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庾作《意赋》以寄怀，抒发荣辱同贯、存亡均齐之说。庾参东海王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他既居权贵之地，处名士之间，以显其门户位望，而又俱祸福无端，亟思观时养晦。这是其时高门玄学之士的一种自处之道。庾兄弟行辈有庾衮、庾琛。庾衮事迹在《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八王之乱中率宗族邻里保聚林虑山，有《保聚图》一卷，见《郡斋读书志》。庾衮弟琛，事迹在《晋书》卷九三《外戚传》，永嘉初为会稽太守。衮、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说新语·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注引《晋阳秋》，则谓亮“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①。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阴，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远矣’”。王敦一表庾亮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①，这至少说明王敦对庾亮并无反目之事，像对戴渊、周那样。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让中书表》，以示知足守分，并引两汉外戚之祸以为鉴戒，缘情述理，娓娓动人。《让中书表》中有“陛下践祚，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诸语，对王氏兄弟还是赞扬的。这是庾亮企图维持门阀政治格局，而不党同于刘、刁的具体表现。等到王敦谋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恶迹象。《庾亮传》谓“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后来庾亮有都督东征诸军事之授，以讨沈充，但其时胜败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军号，并无活动。
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门阀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