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画江而守,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①同书《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吴于濒江置督屯兵,权重者为都督,所置即在纪涉所说的险要必争的地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辑得吴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东至京口,约有二十余处,这与东晋荆、江、豫、扬、徐诸州屯兵分布情况大体相同。《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这是消极的防守。小将张梁则主张遣将入沔与敌争利,于武昌设精兵以策应之,为孙权所采纳。这是积极的防守。长江本如长蛇①,画江而守重在首尾相应。孙权还建业,用武昌居间以控沔汉,得首尾相应之宜。所以终吴之世,荆、扬同在孙吴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吴国都城还可以于建业、武昌之间迁徙,而没有出现频繁的上下游之争,与东晋大不相同。
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①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
① 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是例外。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 需要而北移,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
① 东晋时沿江亦置烽火楼。《通鉴》咸和三年五月丙辰,苏峻在石头,“登烽火楼,望见(陶侃、温峤)士众之盛,有惧色。”《六朝事迹编类》“烽火楼”条引杨修之诗注曰:“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建康、石头有烽火楼,见《金楼子》卷一《箴戒》及《南史》卷八○《侯景传》。
① 《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
①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三 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紧迫建康,长江两岸的郡县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军队朝发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只有等待时机,徐谋生计。
庾亮出镇同年,江州刺史温娇死,地入强藩陶侃之手,庾亮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以后,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总统荆、江、豫诸州,从密迩建康的芜湖迁镇武昌。庾亮“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①。这种情况,给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以可乘之机。接着,事态就向有利于王导的方面发展。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徒镇武昌。王允之为王舒子,王导侄。于湖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王允之出镇于湖,当是趁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以图纾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过,这时豫州都督刺史仍为庾亮①,至少名义上如此。王允之在于湖能否立定脚跟,还难确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发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纪》: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以干支计,自所谓石虎入侵至解严,共十五日,在这十五日中,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于湖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而郗鉴所遣陈光之众入都为宿卫者,也未再返回原来建制②。《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记此事,只是说“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王导传》也只是说“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俄而贼退,解大司马……”,云云,都是含糊其词,没有说及细节,似乎有些隐情。
寻绎史实,我认为有一些难于解释之处。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迹出都为宣城内史,似属窥探性质。王导还需寻求口实,才能进行有效的部署。恰恰这时石虎南来,王导抓住时机,十五日内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占领了建康以上长江两岸的许多要地。看来,偶然的事态促成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实,偶然事态之中却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丝马迹。
《晋书》卷八三《袁耽传》:“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案袁耽少年时无行,起家为王导参军,说苏峻将路永归降王导,可见他是亲附王导,与王导关系较深的人。他虽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但不久却得入王导府为从事中郎,而且王导还将加大任于他,可见黜免不过是敷衍塞责之举。这是可异的事。更其可异的是,宰辅不核实军情,不经周密考虑,只凭“不言骑少”的一纸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辅亲自出征,而且宰辅还假黄钺,亦即得到专斩节将的权力。于是遣将兴师,一朝上路,出现了上述形同儿戏之举。儿戏甫毕,册命随颁,王导未以轻率兴师受谴,反而因“功”晋位,受上公之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是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趁此机会假借军情,部署兵力,向庾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并且取得了继续向上游蚕食的立足点。所以,王导假黄钺亲征,尽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导所遣占据建康上游各地之师,却并没有奉到班师之诏。
这个阶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颖川庾氏庾亮兄弟进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骑临江之时,王允之尚在艰中。《王允之传》:王舒既葬,允之“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云云。案王导敦促王允之出守义兴,动之以家族的利害,并引先辈事迹,劝他不要拘泥礼制,贻误事机,词旨非常削切动人,但允之犹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丧服未除。但他改变初衷,夺情起复,其间必有事机之紧迫、王导之再劝等多种原因起着作用,只是史籍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王允之出据于湖,王导假黄钺征讨,种种事件连续发生,使人感到王、庾关系一时间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种异常事态又在江州突然出现。这就是庾亮弟庾怿急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时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流,与寻阳比邻,是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