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复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①。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②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戍守襄阳达十余年之久，历尽艰苦。桓宣是沛国铚人，地属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于襄阳之西北今谷县、均县境立义成郡，属扬州为寄地①。这与前此侨立始平郡以处魏该雍州部曲是一样的。《桓宣传》谓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来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又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桓宣虽不居梁州刺史之职，但治绩与历任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
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趋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图接近或据有襄阳，其驱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晋书》卷七五《范汪传》，汪为庾亮佐吏十余年，甚相钦待，庾翼进屯襄阳时，范汪劝阻，谓翼“既至［襄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这里“桓宣当出”、“而当移之”等语，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迹所在。不过范汪并未能使庾翼改变初衷。此后桓宣以军败被贬，移屯襄阳以东的岘山，“望实俱丧”，建元二年发愤以卒。庾翼以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并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争暗夺，以庾氏的完全胜利告终。
庾氏兄弟为什么处心积虑，必欲消灭抗御胡羯势力的桓宣呢？这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
襄阳以及全部梁州，仰赖“荆湘之粟”①以为军实，这在东晋南朝大抵如是。但在军事上，它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庾氏势力重心在荆州，如以亲信居梁州，荆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荆州颇有后顾之忧。据《周访传》，访为梁州刺史，驻襄阳，“闻〔王〕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据《甘卓传》，王敦起兵后，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只是由于甘卓犹豫经时，始出军猪口（今湖北沔阳境），后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转危为安。对于这些荆州在军事上受制于梁州的近期历史教训，以荆州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为敏感的。
桓宣经历，与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场，自领部曲，被时人目为边将②。他志在抗胡，不求权势，所以辗转为东晋各种势力所用，无所依傍。他为了取信于人，甚至不得不以亲子桓戎为质任。桓宣欲谏祖约勿应苏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祖焕攻桓宣于马头山，宣“使戎求救于〔毛〕宝”；桓宣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实际上是留以为质；桓宣居武昌，又先后以桓戎为郭默、刘胤参军；桓宣背郭默，又“遣戎与随（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随）俱迎陶侃”①，侃辟戎为掾，以宣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经历，不稳定的地位，使他难得见信于人。祖焕攻桓宣之时，“〔毛〕宝众以宣本是约党”（《毛宝传》）；陶侃讨郭默时，侃将“皆疑宣与默同”（《桓宣传》）。凡此种种，都使庾亮视桓宣为异己，必欲驱逐之而后安心。梁州“两晋以来人士勇略”②，庾氏驱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于梁州以为己用，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①。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① 《读通鉴论》卷一○：“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云云。
①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发六州奴”，即同传前云“辄发良人”，目的是为了征战，事与《元帝纪》大兴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相同。庾翼发奴涉及的州数，记载纷坛。但远州非所能及，实只荆江二州。《何充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证。
① 《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实土。
① 《世说新语·识鉴》“王大将军始下”条注引王隐《晋书》，谓杨朗仕至雍州刺史。《华阳国志·序志》有雍州刺史李阳。案杨朗、李阳为明帝、成帝时人，今本《晋书》未著录他们曾为雍州刺史的仕履。
② 蒋巽治绩无考。
① 义成郡何以遥属扬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晋属扬州之故，未能断定。
① 《晋书》卷七○《甘卓传》。
②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桓平北，边将也。”
① 均见《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② 《华阳国志·序志》。
① 《晋书》卷七三史臣语。《世说新语·雅量》“王邵、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中兴书》：“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庾希传》略同。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