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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氏兄弟豫州之任，是谢氏家族在东晋发展的第二阶段。
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谢安本来高卧东山，表现无处世①意。《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谓谢安“六七年间徵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但当谢万废黜之后，谢安却邑勉从桓温之命，以图仕进。关于此点，王仲荦先生已注意到是为谢氏门户之计②。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士族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资”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③。谢安未仕时名望在谢万之上，但是保障谢氏家族利益主要不是指靠谢安的名望，而是指靠谢万在豫州的势位。所以《谢安传》说，安妻刘氏“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④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这就是说，谢安在屡辞徵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所谓高卧东山，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
谢安由于门户利益而改变不仕的初衷，这在其时的名士看来，不能不是一种惭德，有许多人对之表示责难和讽刺。《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条谓谢安出仕，中丞高崧送于新亭，乘酒戏安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于卿何？”谢安笑而不答①。同书同篇“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桓温问谢安，远志何以又曰小草，“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②谢甚有愧色。”以谢安出处为嘲，所讽者不仅是谢安个人，而且是谢氏家族。
谢安老谋深算，对于谢氏门户利益，不能不是思之再三的。当谢尚等在豫州之任时，谢氏门户有靠，无陨越之虞，谢安自可矜持不出以图名誉。谢奕“立行有素”，继谢尚为豫州刺史，还可以勉力维持。谢奕以下，以次当代者为谢万③。谢万虽有才气，但“善自炫曜”，缺乏居方面之任的器识与才能，见前引《谢万传》及《王羲之传》。所以谢安为谢氏门户计，汲汲于扶持谢万，随在谢万身边以求匡正，唯恐谢万有失，影响谢氏门户利益。
谢万刺豫州之前，曾为吴兴太守，其时谢安即随弟万赴官。《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谢万作吴兴郡④，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扣屏风呼万起。”谢万赴豫州之任，谢安亦随在豫州。《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后来谢万兵败寿春之时，谢安犹在左右。《世说新语·规箴》：“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安）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注谓“案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耶？《世说》此言迂谬已甚。”今案，刘孝标注《世说》，偶以已意判事之有无信否，或不免失之臆测。谢安随谢万在任，材料非只一处，当然是可信的，迂谬者是刘注而不是《世说》。刘注以谢安名高而回护之，不明白谢安为门户事任而匡护谢万的心机，这更是刘孝标的失察之处。“谢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之语，亦有未谛。据《谢安传》，谢万废黜，谢安“始有仕进志”，桓温请安为司马；稍后“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笺求归”云云。据此，知谢安出仕在谢万被废黜而“未死之前”，谢安东归在谢万病卒之后，只不过二事相隔不久，谢安仕征西府为司马的时间甚为短暂就是了。至于《世说》说谢安对谢万，“初无损益之言”，也不符合前引事实。
谢安东归后至简文帝死前，即升平五年至咸安二年（361—372年）的十余年中，官吴兴太守，徵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史籍记其行事甚少。而这十余年，是桓温势力大发展时期，事件层出不穷，如打击士族范、郗、殷、庾，改易帝位，直至桓温居姑孰都督中外、录尚书事，等等。这个时期，桓温是炙手可热咄咄逼人的，但是史籍中却不见桓、谢纠纷，说明谢安善避桓氏锋锐而韬晦自处，以保全门户为第一要务。《谢玄传》载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案，谢安、谢玄的问答，自有深意而难得确解。《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问诸子侄”条略同于此，均出于《语林》，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引。“豫人事”，应当就是《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殉求女婿”条中及《晋书·谢混传》中所谓王敦、桓温“好豫人家事”之意，亦即觊觎晋室权力。《荀子·宥坐》孔子曰：“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谢玄答谢安戒约子侄之问，盖承孔子之言，欲使生于深林幽谷的芝兰得隐于谢氏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如果这种解释不误，那末谢玄答语暗谓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所以谢安悦其得己之心。《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谓谢安死后，北伐停息，谢玄“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并经营始宁山居，申高栖之意云云。谢玄行事，与其芝兰玉树当生庭阶之对，似亦吻合。不过这是后话就是了。
陈郡谢氏在江东，本有“德门”之誉。《南史》卷一九《谢瞻传》，刘宋之初谢瞻谓弟谢晦曰：“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耶？”并借议论人物优劣之机，更申此义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处贵而遗权，正是谢氏自守的门风。《宋书》卷五六《谢瞻传》载谢瞻语谢晦，说及谢氏家门以素退为业之后，特别标榜“不愿干豫时事”，更与上举谢安“子弟亦何豫人事”之言一致。谢氏门风形成，谢安起了重要作用。
自从谢万离开豫州以来，谢氏门户失去凭借，谢安在朝，亦不居枢要之位，所以谢氏自然不足以为桓氏掣肘之患。在这种条件下，谢安韬晦自处，使桓、谢暂得相安。桓温诛殷氏、庾氏人物后，气焰极盛，谢安见桓温，则遥拜之。谢安曾与王坦之共谒桓温心腹郗超，未得即晤，王坦之欲去，谢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耶？”谢安隐忍不发的态度，使他得以保全谢氏门户，并得以在简文帝死后的关键时刻，与其他士族人物共阻桓温九锡之请，扭转了朝局。
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其时士族王、谢并称。他们之中，论人才则谢安出众，故桓温荐顾命之臣，以谢安居首；论门第则太原王氏上但之更贵，故联称王谢者以谢氏居后。只是由于王坦之于宁康三年（375年）死，无出众子弟，无可述事功，只能凭借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国婚关系以维系门户。所以谢氏地位日益增高，在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自此以后，谢氏的发展受阻于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不得不从政治、军事的实权地位退出，只求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巩固，以图再起。
这是谢氏在东晋时期发展的第三阶段，亦即以谢安为中心的阶段。
陈郡谢氏在东晋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谢鲲跻身玄学名士，谢尚取得方镇实力，谢安屡建内外事功。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晋书》史臣评论谢氏家族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臣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唯谢氏乎！”谢氏家族发展历史与所起作用，似乎与高平郗氏有可比才以之处。但是郗氏作为门阀士族，是发育不全的。郗鉴既不预名士风流，又未执中枢政柄，所以其家族的社会影响，还是与谢氏相距甚远。
① 谢鲲死年、葬地，均具谢鲲墓志，见《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墓志，谢鲲作谢■。案北朝墓志及敦煌写本，鱼字旁有时写作角，所以■当即鲲。又墓志谢裒作谢褒，《晋书》卷七《成帝纪》及卷二六《食货志》，谢裒亦作谢褒。
① 谢鲲子侄可能依先人家侧为葬。《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上元县：“谢安墓在县东南十里石子冈北”，即为一例。又《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叔陵母死，求于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据《太平寰宇记》卷九○，梅岭在县南九里，应与县东南十里的石子冈相连，所以《陈书》记谢安墓在梅岭，《元和志》记在石子冈北。或者东晋初年显贵人物无力择地为茔者多，其家人相沿以石子冈为葬，至南朝末，石子冈、梅岭反而被看重为贵人葬地。又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灵运祖玄（奕子，安侄）父瑍均葬会稽始宁，而不在建康，当因谢玄经营始宁山居之故。又据《舆地纪胜》卷四，谢安墓被毁后，安裔孙谢夷吾徙葬于长兴县南之三鵶村。
① 唐长孺先生已注意到谢氏家族在江左社会地位的问题，上举资料中《世说·简傲》、《宋书·荀伯子传》二例亦经引用，见《世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六一页。
② 见《世说新语·德行》“谢奕作剡令”条注引《晋中兴书》。遹太子立于太熙元年（290年），废于元康九年（299年），谢衡当是从国子祭酒擢太子少傅，在元康中。
① 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五三页说，浙江 上虞新近发现《盖东谢氏宗谱》，记有谢衡被命为国子祭酒而寓居会稽始宁 之事。案谢衡迁国子祭酒当在元康初，此后谢衡还擢居太子少傅、散骑常 侍，在散骑常侍任内曾有奉诏议皇太孙丧礼之事，其活动地点无疑皆在洛 阳朝廷。《盖东谢氏宗谱》说谢衡迁国子祭酒而寓居会稽始宁，似难置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误记谢衡“仕至国子祭酒”，意谓终于此官，这 可能是《宗谱》说谢衡居此官而南迁的原因之一。兹检得《盖东谢氏族 谱》，似即王志邦书中所引《宗谱》。《族谱》于1926年续道光乙酉（1825 年）刊《前谱》修成，谓谢珸于宋咸淳乙丑（1265年）自始宁徙上虞盖山， 是盖东谢氏之始。《族谱》载谢衡以国子祭酒渡江寓于始宁东山，并无证据。
② 据谢鲲墓志，鲲死于太宁元年十一月；据《谢鲲传》，鲲死年四十三。
① 谢鲲见《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及《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始过江”条 注引《晋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