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条。
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宜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林），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王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
②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②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
③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潜怀翼戴之汁，阴气盛也。”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
② 参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③ 参本书第八五页。
④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 当即指此。
⑤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
①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先生《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所论述。
②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它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
③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石勒传》数各不同。
②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据点。
③ 《晋书》卷六○《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斠注》据《新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晋武帝的后裔，名分居先。尽管他操纵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马睿就不敢称帝。所以建兴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马睿只称晋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马睿始称帝。
①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
三 司马睿与王导。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①。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②。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①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②。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③，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①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原来，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②。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③。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①，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②，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③。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④。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