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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否则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陈敏;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有《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①一文,引证丰富,论议入微,这里不多说了。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②,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③,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著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①。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①。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
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
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①。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东海王冲之封可能成为东晋政治上的麻烦问题,东晋朝野对此迹象似乎早已有所觉察。干宝《搜神记》卷七:“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玉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
① 《晋书》卷三五《裴楷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载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邵)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些都说明司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关系。王旷书当系旷弃丹阳居下邳时作。
②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
①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
② 《世说新语》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
③ 三说之外另有一说。《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灵鞠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这是丘灵鞠自以仕途不顺的愤懑之词,并非叙事,可不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