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是一样的，但时机迥异，所以后果各不相同。
孙恩家族，在西晋时已跻入社会高层；卢循更是出于北方门阀士族。他们南渡均晚，在江左不得预于胜流，没有方便的、良好的仕进机会，与杨佺期、刘牢之、刘裕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即次等士族。这些同属于江左侨姓次等士族等级的人物，却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在晋宋之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宗教的和世俗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求代替门阀士族的政治作用。这是晋宋之际政局发展的显著趋势和重要内涵。
在门阀政治终场的过程中出现了桓玄的兴废，这只能视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已如前论。桓玄终于被刘裕击败，这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于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刘裕还有一个经营过程。不过刘裕在这个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门阀士族，而是以道教面貌出现而与他角逐的另一次等士族人物，即卢循。这就是说，次等士族的各种成分之中，究竟该由哪一种成分占据统治地位，还须由历史来选择。结果是历史选择了北府将刘裕。
次等士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于要导致朝代易姓和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企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现。《孝武帝纪》记谶曰：“晋祚尽昌明”。东晋门阀政治，到孝武帝时确实将结束了，但是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刘宋皇权政治，却是在实现着东晋孝武帝的遗志。刘裕在建宋以前的活动，正是在为实现孝武帝的遗志作多方面的准备。
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它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皇朝末代特徵。但是这些人物活动所具有的客观意义，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上加以解释。不过鄙陋人物毕竟不可以当大任，成大事，所以晋末政局琐碎不堪，史家多不屑于探究。这一阶段由依附于主、相的太原王氏交织其间的、由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的历史内容，遂因其纷坛杂乱而隐晦不显，只有刘裕个人，近年来稍被史家注意，作出肯定的评价，但大多也不过是限于个人才能运用方面而已。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①。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后代所称五朝门第，遂以王、谢为其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东晋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中，本来就以王、谢的门第最高。
① 杨佺期，东汉杨震十世孙。祖杨林，没胡。父杨亮，仕于姚襄，永和十二 年（356年）桓温北伐时奔于温。杨亮累任东晋梁州刺史，杨佺期也长期 为边将。事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卷八四《杨佺期传》。 ·
①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① 晋末宋初陈郡谢氏人物被杀者比琅邪王氏为多，参本书第二三○页。但谢 安兄弟辈子孙众多，迭有人物，其门户元气还未大丧。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
一 晋末的北府兵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344—3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①，《通鉴》谓“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②。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③。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亦当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案后来改号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①。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这时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权臣（这时是司马道子）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与刘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