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样，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恭传》谓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这些情况，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①。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①。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①。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詠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
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景，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
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这个阶段遂告结束。
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定，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
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398—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四，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①。
① “掘墓人”是借用语词，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
①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后，而《通鉴》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
② 据近时研究，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是崔浩姑父。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彭城刘氏条。请参看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载《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③ 参看《宋书》卷八四《孔觊传》。
① 《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脱字据《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之说补入。《晋 书》同卷《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之位，所叙有扬州，可证。
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辨太元以来徐、兖分合问题，甚为清晰。钱氏乾嘉钜子，学风重考据事实而不多作解释。故本文特诠释其原委如此，以为补充。钱氏考史亦有偶误处，如云“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当即恭兼领。”案道子解徐州后，刘该为徐州刺史，而王恭只刺兖、青，并未兼领徐州。《世说新语·文学》“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条注引《晋安帝纪》载桓玄《诔王恭·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云云，王恭官号只有青、兖而不及徐州，亦足为证。至于刘该，其人事迹不显，故钱氏未及细察。钱氏之误，与檀道鸾如下之误相似。《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牢之）转徐州刺史。”案刘牢之只即王恭都督位号，王恭所遗兖、青刺史改为徐州刺史，由谢琰继替，牢之未尝居徐刺也。关于此问题，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记事较准确。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于司马道子及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
① 参见本书第二二九页。
① 刘裕所依靠的，绝大部分是京口附近的侨人，多出于次等士族。也有个别门阀士族的沉沦者参加了刘裕的阵营，如王懿（仲德）。《宋书》卷四六《王懿传》：懿出太原王氏，祖仕石虎，父仕苻坚，均二千石。苻坚败后，懿起兵，曾事丁零翟辽积年。太元南徙，往依同族太原王愉，礼薄，又投桓玄。桓玄篡晋后，王懿在建康密应刘裕，遂为刘裕大将。王懿的道路和杨佺期相近，不过只是个人的事，不涉及一支军队。
① 关于北府兵，我以此为基础，增补资料，充实论证，另行写成《北府兵始末》一文，刊于《纪念陈寅格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