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我们可以从新野樊、庾二族的兴衰，大略窥见这种历史情况。
《水经·淯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隶释》卷二有《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华帲П罚椒阌诹榈酃夂驮曛炼辏�178—179）任弘农太守，其门户“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繁昌，延庆长久”云云，还看不到这个家族的衰象。这说明樊氏之衰，庾氏之兴，当在光和初年以后。庾信《哀江南赋》叙其先人“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当即指后来成书的《元和姓纂》卷六所载司空新野庾孟而言。兴于樊氏之后的庾公，应当就是这个庾孟。但庾孟子嗣无闻，门户似乍起乍落，这又说明新野庾氏在当时也只能吞附于旧族门户之尾，最多也不过与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真正昌盛起来。庾信所叙，不过是夸饰姓族而已。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齐、梁间，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这距汉末已三百年了。至于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颍川庾氏无疑属新出门户。
大田庄产业，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联的多种经营，东汉固然如此，魏晋也是如此。《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所载《山居赋》注，对此有所徵引。如谓仲长统曰：“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①。又如引应璩《与程文信书》：“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田茂林以为荫……”②。又如引石崇“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③，即所谓金谷。魏和西晋士族在北方的田庄，大抵类此。这种田庄经济，都具有比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
永嘉以后，士族南来，都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他们都是山泽并兼，同北方田庄情况大体一样，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铜山泽的法令。《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记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但是，“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为利”，士族竞夺之风，不可辄止。他们竞夺的产业，与未离地著的北方士族的大田庄相比，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显得根基不稳，但就其规模来说则有过之。谢玄晚年经营的始宁山居，其规模和状况因有《山居赋》行世而得以知其详情。《赋》云前举仲长统、应璩所说的田庄，“势有偏侧，地阙周员”，比之谢氏累代开发的始宁山居，要局促多了。谢氏其余产业及别家士族产业的详情，我们就知之甚少。不过从《山居赋》注所云蔡氏、郗氏、陈氏以及昙济道人各与谢氏占有始宁一奥之事，以及《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所云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之事看来，其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至于吴姓士族的田庄，虽然规模不一，但由于土著之故，稳定性当有过之。
侨姓士族的这类产业，全是依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得来，又成为支持江左百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谢灵运一方面夸耀其始宁山居的富实，一方面表示应当知足，但前提还是要有田业。《山居赋》注说到“非田无以立”，可见田产毕竟是士族立家的根本。《宋书》卷五八《王惠传》：琅邪王氏王惠“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这是晋宋之际的事。按照王鉴之见，无田者是无由得食的。至于王惠“何用田为”、“何用食为”，恐怕只是本传所谓士族名士“言清理远”的标寄之词，不能证明他不食，也不一定能证明他无田。而王鉴若只靠聚敛营田而不假借政治势力，最多也只能成为一般富户，断难置得象谢氏始宁那样的山居产业。
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经济表现是，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的赋役维持其存在，门阀士族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内的本属朝廷的自耕农民户口。所以，经济上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朝廷为了图存，或诏免田庄奴僮为兵，或限禁占山护泽。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难收实效。因此，反映在政治上，是皇权无法伸张，士族自行其是，门阀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下去。
刘宋树立了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势力依然如旧，甚至刘宋大明年间的法令，实际上还承认他们竞夺山泽田园的既成事实。南朝士族犹得骄矜作态，可以从这种经济背景中得到部分的解释。而且，即使连这种经济背景也不复存在，士族还能凭借其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影响。
国内外有的学者说，士族家庭往往有家境贫困者，但并未影响其社会政治地位，因而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构成士族阶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面貌和政治权势。我认为，士族阶层成型以后，情况有时确实如此，但长期看来，却又不然。士族人物由于际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贫而成年以后富者，也有此代贫而下代富者，但不会累世贫穷而犹得称为士族。正因为他们先人已具备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使其家族得以跻身士族，所以骤遇逆境，虽可能一时贫困，但是逆境既迁，贫犹得富，与常人毕竟不同。象《颜氏家训·涉务》所言，“过江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的“朝士”，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见。
侨姓“朝士”虽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但欲得到象吴姓士族那样的经济规模以保障其社会、政治地位，并非每一个家庭都能作到。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诗人所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感叹人事浮沉，也是曲折他说出侨姓士族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北方的山东士族入唐后虽然已就衰颓，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士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史家每喻之为百足之虫，虽濒死犹得不僵。从这几种不同地域或不同类型士族的比较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总的说来，经济因素作为士族阶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毕竟是不能否定的。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借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①，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了独到的发挥①。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治演变很有关系，但前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②、范粲③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