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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起初主要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不久也开始摄制自己的新闻纪录片。文革前夕，它摄制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久的“《收租院》热”。本片系根据四川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而拍摄的，反映了解放前四川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纳租米的情景。1966年4月，这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有关机构发行了数千部电影拷贝，在全国各地连续放映长达8 年之久。
文革中的新闻纪录片（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强调斗争哲学的时代，新闻纪录电影领域也出现了两条路线斗争：一方面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新闻纪录片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另一方面是仍有不少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纪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变革，反映了时代的真实面貌。
这个时期，由于国产故事片的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关机构对以往生产的国产故事片的上映实行严格限制，外国故事片的进口又受到极大限制，新闻纪录片占据的银幕空间非常大。人们常说当时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不应忘记的是那个时代也是“样板戏加新闻纪录片”的时代。由于样板戏主要是以舞台纪录片的形式传播的，所以那个时期新闻纪录片的所占的比重更大。虽然从1966年到1976年新影厂和八一厂总共只摄制了长短纪录片509部，连同新闻期刊片总共2037本（其他厂无统计数字），但是这些影片已经深深地融入人们的记忆中。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新闻纪录电影制造舆论，常以“中央交办任务”为名指定新影拍摄反映文攻武卫、成立革命委员会等事件的影片，八一厂也曾受命摄制海军、总后勤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纪录片。文革后期，新影曾连续摄制15集《批林批孔特辑》。1976年春，为了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亲自下令新影派摄影队到他们控制的一些大学摄制表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以及反映镇压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影片。林彪和“四人帮”的“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政治服务”等主张，与新闻纪录电影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虽然林彪与“四人帮”的错误路线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经济建设并未停止。新闻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一些反映兴修水利、修建铁路等情况的影片，纪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及解放军工程兵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战天斗地的勇敢精神和创造性劳动，如反映林县水利建设的《红旗渠》，歌颂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和大庆精神的《大庆红旗》、《铁人王进喜》、《大庆人》，类似的影片还有《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胜利油田》、《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中》、《民兵赞》、《海河战歌》、《韶山银河》、《黄河万里行》。
文革期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巨大成绩，八一厂先后摄制了纪录片《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1968）、《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6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争端，新影厂和八一厂是摄影师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记录苏联霸权主义暴行的资料，这些资料被编成纪录片《珍宝岛不容侵犯》、《新沙皇的反华暴行》（1969）。在许多危难时刻，都能找到新闻摄影师们的身影。1975年，摄影师陪同中国运动员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长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生动再现了这个壮举。1976年，《英雄战震灾》和《军民团结抗震灾》纪录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
1972年以后，关于体育和文化的纪录片有所增加。体育方面，除了记录登山运动的影片，还有表现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国内外比赛的影片；文化方面，有反映考古工作新发现的《满城汉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考古新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1975年又陆续拍摄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的考古新发现），反映工艺美术新成就的《户县农民画》、《木偶小歌舞》，以及记录杂技、曲艺、驯兽、武术的影片。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纪录片工作者还拍过几十部传统京戏的优秀节目，最初的目的是给江青等人观看，但在客观上为一些著名演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革中期，综合性的电影厂陆续恢复生产，偶尔拍摄一些纪录片，如：珠江厂拍摄了《扁担精神赞》、《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粤海轻骑》、《红日照宝岛》，西安厂拍摄了《陕西文物》、《宝鸡峡》，新疆厂为向毛主席汇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年的发展历程和建设面貌摄制了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光辉的历程》（1975）。60年代初下马的省厂，有的把器材和人员保留下来。文革后期，新成立的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江陵汉墓》。福建电影组拍摄的“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破坏生产、迫害干部、进行武斗的资料，于 1977年被编辑成纪录片《铁证如山——纪录“四人帮”的罪行》，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日益频繁，新影摄制了纪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影片，而《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1973）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情况，《邓小平副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记录了中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上受到的欢迎。还应提到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非洲拍摄的影片，如《中国医疗队在坦桑》。中国政府不仅派出自己的电影工作者记录国际交往，而且邀请外国电影工作者来华拍片，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
文革时期的新闻纪录电影，结束于围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录片展开的斗争。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各界群众自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摄影师们在拍摄正式规定的悼念活动的同时，还以悲痛的心情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摄了群众悼念的感人场面。影片制作出来后，“四人帮”及其亲信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妄图对影片加以删剪，并一再拖延审查，阻挠出片。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977）才得以上映。由于此片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忠实纪录了人民和周总理心心相连的感情，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时期的电影纪录片（1976—1993）
1976年10月，中国的历史并未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立即进入新时期，而是经历了两年的徘徊阶段。在此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但是文革时期和以往的党内错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理。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才进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时期回荡在中国大地上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向国际社会开放封闭已久的中国。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演进。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迫使电影新闻片淡出银幕，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促使电影工作者和电视工作者共同探讨纪录片的观念。电影工作者在摆脱新闻片的影响以及尝试纪录片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电视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与国外合作拍片的方式也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新闻片与纪录片混为一体的电影和电视工作者来说，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实现与国际流行的纪录片观念的对接。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电影纪录片逐渐衰落和电视纪录片迅速崛起。电影纪录片走向衰落，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内在原因，主要是以往那种高台说教式的纪录片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多层次需求，尤其是在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后，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在原因，主要是电视纪录片的迅速兴起夺去了许多电影纪录片观众。然而，任何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原有媒体，而是利用原有媒体的优势和历史积累，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之间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依存。电影纪录片在走向衰落之前，依然创造了辉煌的作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拨乱反正阶段。平反文革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处理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步骤，电影工作者为此摄制了一系列影片。1979年，新影厂编辑了为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的《扬眉剑出鞘》，制作了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朱德委员长活在我们心里》、《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等。198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摄制的《先驱者之歌》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普通战士的事迹。1982年，八一厂摄制了反映老一辈军事将领历史功勋的《光辉业绩》。1983年，新影摄制的《毛泽东》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阐释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
在一些电影工作者关注历史的同时，更多电影工作者将目光转向现实，拍摄了反映各种现实问题的影片，如：反映普通人家得到平反的《金凤凰飞进光棍堂》（1979），纪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还击》（1979）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1981），激励青年人奋发图强的《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需求的“美”的三部曲（《美的旋律》，1978；《美的心愿》1979；《美的呼唤》，1982），反映新时期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力”的三部曲（记录第四届全运会的《新起点》，1979；记录第九届亚运会的《夺标》；1983；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历史的《零的突破》，1984）和记录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拼搏》（1982），展现中国科学家探险的《南极，我们来了》（1985），反映祖国统一心愿的《海峡情思》（1983）、《香港一百天》（1984）、《澳门沧桑》（1986）等，以及大量报道改革开放进程、四化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影片。
虽然早在50年代一些纪录电影工作者就曾指出，纪录片不仅应该是“报纸的兄弟”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