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象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牠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 敖 五十、十、十夜深。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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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回想姚从吾老师
我早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姚从吾老师了。原因是庄严一家的关系 。庄严是我爸爸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庄严太太申佩芬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学姊，我爸爸又是申佩芬的老师。庄严有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吉吉、庄灵，一父四子，都与我熟。我在中学时代，庄严、庄申写给我不少的信，其中庄申尤多。庄申为我开列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庄严、庄申常向我讲述儒林内史，如蒋复璁欲投共，在船上与共特搭线，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共特乃是国特，大吃一惊，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之类，我听了满感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对儒林内史就颇知一二。一九五五年我进台大历史系，在迎新会上，大放厥辞，在座师友全体惊叹，其中有一位中间秃顶、两边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不是别人，就是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后来即以别号为名。他生在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是河南襄城县人。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河南省立二中，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一九二０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原在头一年（一九一九年）考取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一九二二年毕业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一九二九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一九三一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三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三六年兼系主任。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他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任河南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一九四九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来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一九五八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从姚从吾老师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点上看，反证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很晚并且是在台湾才被肯定的。姚从吾老师虽是胡适大弟子、胡适虽是「学阀」，但在大陆时代，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还不能把这位学生「带进场」。当时胡派的院士，早被胡适的另一学生傅斯年把风光抢尽。傅斯年是何等霸气人物！他虽然与姚从吾老师同在北大做学生、同去德国做留学生，但从没把姚某人看在眼里（我听说姚从吾老师在德国还被欺负，有被扣公费之事）。大家都知道姚从吾流亡到台湾后做台大教授，却很少人知道他在进台大前沦落彰化靠老婆吃饭。
靠老婆吃饭
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下旬，从吾师全家及相湘家属均寄居台中梅月旅社，从吾师全家四口住六叠小房，相湘一家六口住六叠房。每日以人计房租及购米菜，师母与内子每周均以金饰换钱度日，始体认米珠薪桂滋味。时值腊冬见居住合作旅社之故宫博物院先来同仁砍切大块猪肉，真有久不知肉味之感。幸师母得彰化中学聘，每月有收入，从吾师曾多次以布袋盛米自彰化来台中送相湘。其后从吾师应台大聘，每周仍往来台北彰化间。一年后才举家迁台北。
据方豪老师跟我说：他是经过胡适写介绍信，才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台大教书的。那时姚从吾老师还在彰化。可见他到台大，甚至比方豪老师还晚。方豪老师不是北大系，有一次在姚从吾老师研究室中聊天，他告辞后，姚从吾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一派北大优越感溢于言表。但这种北大优越感，我想在傅斯年面前就吃瘪了，因为在傅斯年眼中，我老傅才是真北大。我猜姚从吾老师进台大，还是得力于胡适的面子，若光靠他自己，傅斯年才不要他呢！那时因为人浮于事，且有门户之见，大陆时代的教授沦落教中学，大有人在。心理学家艾伟就是一例。他在新竹中学混饭吃，连大学都进不了，何况台大！
「辽金元史」课堂上
开始选姚从吾老师的课，是一九五六年的事。那时我升入大学二年级。姚从吾老师开的课是「辽金元史」，上下两学期，共六个学分。上课的情形，老学长张伯敏在「往事忆趣」（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日报」）曾有回忆：
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祇是谈肚子，那还比教三民主义的黄季陆教授差一皮，黄教授进教室，先见肚子，那身体还有大半天才进得来呢！
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张伯敏说手揉大肚皮而讲课事，但他忘了说姚从吾老师的牙。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Ｎ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理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1。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这种露一截小腿的造型，今天大概只有郎静山硕果仅存了2！
何须化装？
我说姚从吾老师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走，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
从吾师此次能脱离虎口，实其平日习于刻苦有以致之。从吾师到京后面告：开封沦陷后即思脱身之计，先将面粉十余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购王瓜若干，并将在德国购置之金挂表及安全剃须刀分藏于二大馒头内混于十余馒头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