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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享有主导地位，而是反主为客了，她站在被动的地位上，挣扎着为这古老信仰做出辩护。而人们对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证之上帝的信仰，也从此受到持续不断的攻击了。
德国敬虔运动的后裔在受到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就发展出一套新派神学（Liberalism）。新派神学的特点就是否定圣经为上帝无误之启示，否定人类堕落的事实。既然人没有犯罪堕落，也就不会有人灭亡。上帝乃是全人类的父，人人都会得救的。有“新派神学之父”之称的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给宗教重新定义。他认为宗教的本质不再是上帝的客观启示，而是人内心的一种主观的宗教感。十九世纪的哲学也同样地走向了把主观经验客观化、把相对的事物绝对化的道路。各种各样的圣经评鉴学相应而生。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许多社会上不公义的问题，使美国一些曾经受加尔文神学影响、有文化使命感、但后来接受新派路线的教会人士，也开始对罪重新定义。他们不再视罪为个人性的，而是社会组织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他们主张人本身是善的，恶乃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所表达的。于是就有“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产生。如果说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是十八世纪的神学议题，那么罪为个人性还是社会体制性的问题，则是十九、二十世纪的神学议题了。
与此同时，到了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的气氛变得非常地悲观。曾有日不落之国的大英帝国这时开始渐渐衰落，而那些曾经以为基督的国能因大英帝国的扩张而广传普世的基督徒，现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极的图画。因此，这时就有爱尔兰的达秘（John Nelson Darby）发展出一套消极的世界观。他重新解释圣经，把圣经分为七个时代，即所谓的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张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教会时代”乃是要面临世界的攻击的。在基督再来之前，这世界是会一直衰败下去的，而我们的责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灵魂、建立教会。
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在回应这种时代的挑战时，就发展出两条路线，一是悲观的时代论路线，一是乐观的新派神学路线。前者这种圣俗分明、避世消极的末世观，在传到美国后，起初并没有受到广泛重视，只是在美国南部的一些浸信会教派中以及那些圣经院校中流传。因为严格来讲，美国并没有经历过欧洲的那种悲观状态。反之，美国此时正于国际舞台上渐露锋芒。而世俗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明枪明炮地针对教会的，但传到美国后，情形却不一样了。它并没有明显地敌视教会或神职人员，反之，从美国建国到后来的接踵而来的复兴运动，世俗人文主义一向是肯定宗教对社会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国人对前景是乐观的，所以后者这种受世俗人文注意影响的新派神学，渐渐为美国的主流教会所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在瑞士出了一个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写的《罗马书释义》（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学家们的游乐场上的一枚炸弹》。其实，巴特的神学，即所谓“新正统神学”不过是新派神学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而已。严格来讲，应该称为“新自由派神学”。他继承了后康德的存在主义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纪圣经批判学的立场，认为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是有错谬的。他把上帝的启示视为是一种超乎理性、超乎历史的、上帝与人大能的会晤，而这种会晤则是不能用文字记录的。圣经本身并不是上帝的话语，但人在与上帝会晤后，圣经就变成了上帝的话语。巴特的影响甚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线的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们向来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这种的圣经观加到他们修订的信仰告白中。
廿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与新派神学之战
在这种的情势下，加尔文主义者在欧美两地各有其回应的代表人物。在欧洲有荷兰的凯波尔（Abraham Kuyper）。凯波尔本在年轻时代，曾经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但在他重拾正统信仰后，对于一切反对以上帝的道为基础的世俗人文主义的思想作出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一切不信思想中都与基督教信仰有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面（antithesis），并呼吁荷兰的基督徒重拾他们的文化责任。他后来组织非革命性的政党、创办报纸、建立大学，并且出任荷兰首相。他继承了加尔文的思想，要让基督的王权在世上每一处都得到彰显。他对加尔文「普遍恩典」这项教义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美国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因此英伦海峡两岸的加尔文主义者来到美国后，便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当时，归正信仰的主要学府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Ol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凯波尔对加尔文主义之阐述著名的演讲…The Stone Lectures…就是应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邀请而发表的。凯波尔在演讲中呼吁美国教会，不可忽略一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少不了的事实，就是敬畏独一真神与敬拜偶像之间的抗争。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有赫治（Charles Hodge）、华腓德（B。B Warfield）等著名的神学家和护教家，以及有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鼻祖之称的魏司坚（Geerhardas Vos）。这时一些移居美国的荷兰裔加尔文主义者，也把他们当中有奉献心志的青年人送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受教育。当时被送到普林斯顿的荷兰裔神学生当中，就有一位思想精密的青年人，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在读中学时就已熟读著名荷兰归正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k）、凯波尔等人的著作，加上他有精密的哲学头脑，在普林斯顿的教授指导下，立志要对一切非建立在上帝启示之道的世俗哲学思想作出批判。他在神学院时就已经锋芒毕露。当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名叫梅晨（J。 Gresham Machen），与学生们非常要好。他也是受教于赫治、华腓德、魏司坚等教授之下的普林斯顿毕业生。他于毕业后，亲自到德国当时几位著名的新派神学大师门下学习。因此他对新派神学了如指掌。他所写的几本反驳新派神学的护教书籍，至今仍然被视为是难以匹配的经典之作。
梅晨在回美后，看到他所属的长老会渐渐受到新派神学的侵蚀，义愤填膺。由于长老会均是信奉信条的，于是梅晨就指出，既然他们当中有人已经不再坚信那些信条了，理应离开教会。时值长老会差往中国的宣教士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回美述职。当时赛珍珠已完全受新派神学的影响，梅晨就毅然指责赛珍珠的神学。但长老会不但对之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他缺乏宽容之心。于是梅晨便另外组织起一个持守纯正信仰的宣教机构。此事导致长老会对他大为不满。结果，不是梅晨把那些新派份子赶出了长老会，而是他自己被长老会赶了出去。梅晨被赶出来后不久，于1929年，长老会就重组美国归正神学的大本营──普林斯顿神学院──将大部分的教席替换为新派教授。此时，梅晨实时组织起另外两个新的宗教机构，一是正信长老会（Orthodoxy Presbyterian Church（OPC）），坚守纯正的归正信仰；另一个是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为要继承老普林斯顿的神学路线…神学与护教并重。归正神学向来有这种双向的特色，对信徒来说，一定要注重对上帝全备的道作全面地、深入地分解，毫不含糊、省略；对不信的、抵挡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一定做护教的工作，摧毁一切人所建立起来的坚固营垒。这就梅晨建立西敏神学院的目的与教学方针。梅晨这一举动，带动了许多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在美国近代教会史上，梅晨被视为发起基要派运动的创始人。其实，梅晨和基要派人士所走的路线大不一样，梅晨所坚守的，乃是传统的归正信仰路线。很快地，那些加入梅晨所建立的新宗派的基要派人士，便发现梅晨与他们走的并非同一条路，于是就纷纷与梅晨分道扬镳了。
当时有数字师生与梅晨一同从老普林斯顿出来，范泰尔也在其中。范泰尔在西敏神学院任教，以他的预设前提式护教法（Presuppositionalism）见称。他结合了整个归正神学的基础，不但对一切世俗人文主义的哲学一一做出抨击，也毫不客气地对一切基督教内部那些借用了这些人本思想的理论而发展出来的护教学（如天主教的神学、阿米念主义、自由派神学、巴特新正统神学等）做出批判。他对康德和巴特的批判，是既精湛又透彻的。范泰尔对巴特的思想寻根求源，一直追索到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圣经评鉴学和祈克果的存在主义那里。而巴特的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自称是福音派的巴特崇拜者，至今仍不能回答范泰尔在The New Modernism： An Appraisal of the Theology of Barth and Brunner 和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这两部书中对巴特思想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在廿世纪整个世界如洪水猛兽向教会袭来时，范泰尔乃是鹤立鸡群，成为抵挡时代洪流中独当一面的归正神学护教家。此时，新派运动势力庞大，基要派人士已纷纷被边缘化。当这些基督徒从社会上退隐下来后，他们就对时代论的思想展开双臂。到了廿世纪前半叶，持守正统信仰的基督徒的声音很难在公众场所听到，以致历史学家Mark Noll曾叹息到，基督教界搞有深度、严谨的学术工作的，除了西敏神学院的那批人外，再找不到别的了。
整体来讲，走归正路线的乃是少数中的少数，大部分的信徒走的是两条道路──要么是新派神学的路线，要么是基要派的路线。这种现象也见于宣教工场上。那些曾经受加尔文思想影响的宣教士，在丢弃上帝的道和基督的福音后，所走的路线与当年利玛窦的一样，乃是人本主义。中国当局在2006年8月发表了一份名单，列举50位对近代中国有所贡献的西方人士，其中有当年的几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名列其中。可惜的是，他们被国人所纪念的，不过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而已，与他们起初做为基督使者来华宣教的目的，相去甚远。与此相对照的，是走基要派路线的内地会。时值中国上下呈现一片反外、反基的情绪，正好迎合了整个基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