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瑰宝苑朱进忠中医的医案（5）
历史与方向
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是一部总结经验和利用现实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这些经验的历史，也是一个巩固成就、否定错误的实践——理论——实践上升史。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就广泛应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临床实践中发现的一些规律，例如：利用古代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去认识病理、生理、诊断、治疗，利用古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去认识病理生理和与自然界的关系。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异法方宜”；“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不但承认如解剖得来的直观的现实和规律，而且也承认用直观不能解释的，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脾合胃，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心主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等现象和规律。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实践的丰富，一些盲目乱碰的实践经验和错误的理论逐步被纠正，新的较为正确的理论渐渐建立。正如张仲景所说：“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録》，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在《伤寒论》条文中纠正了《素问》中，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的机械的传变理论，提出“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的辨证的传变理论。并提出“辨”是认识治疗疾病的纲领，提出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学说，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论治观点。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仲景不可能将很多问题都认识清楚，例如：温热病的感染途径，风热客表、热入营血、热人心包等都没有认识，神昏谵语也仅知道热入阳明、亡阳，热人血室、蓄血等原因，直到明、清两代的医家，如吴又可、叶天士等，才认识到温热病可以由口鼻而人，温邪的传变有卫气营血的不同阶段和热人心包，但是对湿热病的传变和温热后期的虚风内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吴鞠通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提出了三焦学说和温邪久羁、虚风内动的理论及有效的方法，才使外感热病的理论比较完善。
在杂病领域里，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也是不断发展的。例如：痰饮在《内经》中仅有“饮积”、“积饮”、“饮发”等名称，发病原因也主要集中在脾胃，张仲景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指出：“夫饮有四……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有留饮”、“有伏饮”，饮还有五脏之分，虚实之别，但是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的不同疾病，都是后人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加深认识和完整起来的。瘀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内经》、《伤寒》、《金匮要略》阐发于前，后人发展于后，到王清任、唐容川才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脏象学说，《内经》虽提出了脏象的基本内容，但对脾胃、肾的作用阐发得还不完整，而通过李东垣、黄元御对脾胃升降作用的研究，朱丹溪、赵养葵、张景岳等对肾的研究和其作用的阐发以后，才使我们对脏象学说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一部分人利用古代辩证法的观点和当时科学成果研究中医时，另一部分人提出直观的研究方法。清代王清任经过对部分尸体的仔细观察，提出：“尝阅古人脏象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也不相符。”“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一部分人指出“专病专药”、“截药”，如：常山、柴胡治疗疟疾，马齿苋、白头翁等治疗痢疾，最近姜春华又提出开展“截药’’研究与利用辩证的观点研究方法相对抗，并指出某些药物对肠伤寒有特殊效果。通过这些研究丰富了药物的品种和对某些脏腑系统的实质认识。虽然直观的、形式逻辑的推理研究，发现了一些规律，纠正了非直观研究中的一些错误，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眼界是有限的，有些客观真理不一定用直观的眼睛看到，直接的触觉摸到，视觉看到的不一定是客观真理的症结所在，从而有时得出一些幼稚可笑的结论。所以在王清任提出“医林改错”时，又有人指出《医林改错》中的“错中错”，在提出疟疾用常山时，又有人指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疟疾，张景岳的何人饮等即是一个代表。近人姜春华提出卫气营血是错误的理论，阴就是阴，阳就是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错误的观点，沈仲圭提出了反驳的原因就在于此。
随着西洋医学和现代科学的传人，直观的研究方法对中医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医界某些人提出以阴阳学说的一分为二观点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是“迷信”、“不科学’’的，利用中医理论去说明问题是“丢人”的事，也跟着某些人喊用“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废医存药”的腔调，另一部分人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单用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实践过程中发现的规律，不能指导实践，所以拼命抵抗各种直观论者从行政手段到学术观点方面的进攻，背着“复古”、唯心”的高帽，“负隅顽抗”、“背水一战”，拼死命保护这一点科学阵地。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限制，人们认识能力的束缚，很多问题应用通俗的语言不能阐明，所以只得站在一个角落里喘粗气。运气学说中阐述的生理病理变化与时钟变化，季节变化、年与年之间的变化，至而不至，至而太过，不至而至的关系，子午流注的时间性针法，气功的呼吸吐纳对生理病理的影响，有的已被气象医学、生物的时钟现象、红外线摄影等的研究所证实，从而给这些喘着粗气的人输了点氧气，维持了一下危机的生命。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眼界的不断开阔，认识问题更加趋于正确和全面，很少的一点氧气可能变成睡狮的苏醒剂，认清哪些看起来是五光十色的贝壳的宝贝实际上是石灰的原料，哪些是乱石中包着的碧玉。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错误的被纠正，正确的被肯定，使医学不断地前进。
一、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内经》、《金匮要略》
有人说《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一千多年前的东西，当时对中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已进人到原子时代，是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再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复辟倒退，还有的人说当了多年中医就没有用过《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甚至说《伤寒》、《金匮要略》方谁用哪？我认为考虑时代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目前这个时代学不学《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主要看它有没有实践的意义。有，就学；没有，就不学。后一种人说没有学过《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照样看病了，是的，这确实是真的。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当西医不学生理、病理、解剖、药理、微生物、组织胚胎学、生化等时能不能治病呢？能，肯定能。事实证明有的人就是没有学过，也每天治病。这能不能得出结论说，不学生理、病理、微生物、组织胚胎学呢？肯定不能，不但不能不学，反而更应该学习。
自《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问世一千多年来，经过频繁的战乱和朝代变迁，汉代以前的中医著作几乎绝迹了，唯独《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没有丢失，反而被广大医家视为珍宝，把《素问》、《灵枢》视为经典，《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作者张仲景尊称为医圣，有的注解，有的使用，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医家认为必读之书，它是行政手段形成的吗？肯定不是。因为它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它只能靠经过千锤百炼的理论去促进人们前进。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反复证明是真理的，人们就信得过，就夸奖它，否则就废弃它。《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和经验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验证，我们为什么不可学习呢？
另一方面，从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来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作及其注家的著作在中医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是比较全面而紧凑的，有的医家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引子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进行了大量阐发，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知识，我们通过学习这些著作，不但可以学习一千多年来经过千锤百炼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医家的发展。
大量的系统阐述基础理论是《内经》的特点，后来一些临床医家把个人应用过的重点写入了个人的著作，但是很不系统，为了系统地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全貌，《内经》是比较好的一部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在理法方药的辩证统一上是比较严格的，虽然《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它错误方面和不完全的地方，但它不象后人的某些著作过偏，因此为了学好辨证论治，学习《金匮要略》、《伤寒论》还是比较好的。
怎样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呢？我认为应该首先将其原文进行阅读，并参考必要注解，对其涉及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实践进行观察验证，才能体会其实质。
二、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同时，还应学习后人的代表作
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文和注解家的著作对于学习中医的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经验没有被认识，后人通过广泛的实践进行了阐发和补充，例如：温病学说中的主要著作《温病条辨》，方剂学中的《医方集解》，脾胃学说中的李东垣、黄元御、叶天士著作，肾和命门学说中的朱丹溪、张景岳、赵养葵著作，痰饮著作中的朱丹溪、戴思恭、方隅、张景岳的著作，瘀血学说中的叶天士、王清任、唐容川、张锡纯的著作，专病专药中的李时珍著作，以及利用中医理论去认识中药的《本草求真》、《本经逢原》、《本草经疏》、《本草正》等，都应该深入学习。
三、研究发展中医的途径和中西医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