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另著《标本论》于《景岳全书》中更明确说明“病有标本者，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所以主张治病只有一法即治本也。并在《求本论》一文中说：“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为首务。所谓本者惟一而无两也。盖或因外感者本于表也，或因内伤者本于里也，或病热者本于火也，或病冷者本于寒也，邪有余者本于实也，正不足者本于虚也，但察其因何而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万病之本，只此表里寒热虚实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则表有表证，里有里证，寒热虚实无不皆然，六者两为对待则冰炭不同，辨之亦异。”充分地阐明了若论病因病机关系者治疗之时应从治本。至若由阴阳而六气之变者，治本尤当调其阴阳，他在《类经》治病必求于本注释中说：“本，致病之源也。人之疾病，或在表，或在里，或为寒，或为热，或感于五运六气，或伤于脏腑经络，皆不外阴阳二气，必有所本，故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病变虽多，其本则一，知病所从生，知乱所由起，而直取之，是为得一之道。”但是什么时候治本从病因，什么时候治本从阴阳，还是不够明确。余思四十余年，今始得解：即急病之从本者从病因，久病之从本者从阴阳也。
胃者五脏六腑之海
自《内经》阐明“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以后，历代医家都很重视脾胃在人体的重要性，金·李杲更著《脾胃论》以阐明之，称“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所由生也。”并称脏气之升降亦有赖于脾胃，所以强调脾胃一病则五脏六腑四肢九窍俱病，然其诸脏发病损及脾胃者又当如何？大多医家绝少论及。余从临床诸病观之，若诸病之引起脾胃异常，或纳呆，或呕吐，或泄泻者，大都为由轻转重，若脾胃之证日渐恢复者，则为由重转轻，此脾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含义之二也。
治有缓急
自《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治有缓急”之后，张仲景又在《伤寒论》一书中明确地阐明了具体的治有缓急应用方法。称：一表里证俱在者，一般应先解表后治里，但若里证急者，又当先治里后解表，他说：“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二虚实证俱在者，若里实特急而危及生命者，当急攻其实邪，如仲景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若实证为主虚证为次，当采用祛邪的缓中补虚法，仲景云：“五劳虚极赢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廑虫丸主之。”“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若虚证为主，实证仅居次要地位。应补其正气，缓者可采用补中佐泻法。其后医家论述急缓者亦多，然总以正气的盛衰为根基。
方有大小
偶睹彭泽民先生之处方均用仲景原方原量之斤、两治病，后又见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已故名老中医白清佐、王雅轩之处方用量，不但方方常至斤许，而且每味药物动辄至两，甚者半斤，观其疗效亦常显著。再察东垣先生之处方，药味虽多而用量甚少，而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已故名老中医李翰卿、韩玉辉先生，非但每味药物量小，亦且药味极精，常以几钱至1两为一方，而其疗效极佳。何者正确？何者错误？难下定夺，亦难遵从。
细读《吴鞠通医案》言陈氏所列治法与吴鞠通同而效却异，乃因药量不同所致，颇受启发，再品《伤寒》、《金匮》诸文之味，才更明白，若邪大盛而正不虚者宜大药，若正虚邪微者宜小药。曾治患者刘姓，男，45岁。久患腹满感冒，诸医治疗数年不效，余亦处方20余次无功。思之正虚邪亦微，何能用大药，何不小药治之，处以苏叶1分、陈皮1分、甘草1分，3剂，竟得痊愈。患者云：诸药店、医院医、药人员，均讥笑此方处之甚愚，然余坚持服下，不意，三剂竞愈矣。其后，但见此证者，恒以此意处治，往往获效。
适事为故
在治病的时候，用不用毒药？怎么用？用多少？常常是临床工作者非常重视的问题。
有人说：毒药不但用，而且要大用特用。因为毒药不但能治病，而且能治大病，治沉疴，所以要想力挽沉疴者，非用毒药不可。然而由于毒药有毒，稍用不慎轻则致害，重则害命，所以应用起来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根据《内经》的意见，其应用时的注意点大致有五：一正治，即逆其病用毒药。《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二反治，即采用与症状相同的治法，这种治法的关键在于伏其所主，先其所因，《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帝日：反治何谓？岐伯日：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三药量与配伍，《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四程度，毒药治病只可见效即止，不可太过，《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帝日：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日：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五有故始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总之，毒药要用必须注意有是证才能用是药，用是药必须恰当，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观其事也”，“适事为故”。
调和法
《内经》治病，一者用毒药以攻邪，二者调和，并称调和之法为诸法之最神圣者。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
《内经》谓所谓调和者乃调其气也，调其气者，调其气之阴阳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日：“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帝日：善。气调而得者何如？岐伯日：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令气调，则其道也……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有人问：朱老，何以您在《难病奇治》一书中强调调肝以治疑难之病？答日：《素问·六节藏象论》日：“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李杲云：“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生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肝者，与胆相表里也，所以肝胆气郁则诸脏随之而郁，因此疏其肝胆，调其肝胆之气的阴阳则诸脏之气随之调和而无疾，所以调肝胆以愈百病也。
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临床过程中，经常遇见一些患者，虚证用补而益虚，实证用泻而益实，热证用清而愈炽，寒证用热而愈寒的患者，究其所因，大致有三：一者，不知其所属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类经》云：“诸寒之而热者，谓以苦寒治热而热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阴之不足也。阴不足则阳有余而为热，故当取之于阴，谓不宜治火也，只补阴以配阳，则阴气复而热自退矣。热之而寒者，谓以辛热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余，乃真阳之不足也，阳不足则阴有余而为寒，故当取之于阳，谓不宜攻寒也，但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也。故启玄子注日：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治阳光。又日：脏腑之原有寒热温凉之主，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二者，治其王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帝日：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日：治其王气是以反也。”《类经》云：“治其王气者，谓病有阴阳，气有衰王，则治之反甚。如阳盛阴衰者，阴虚火王也，治之者不知补阴以配阳，而专用苦寒治火之王，岂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则亡阴，阴愈亡则火愈盛，故服寒而反热者，阴虚不宜降也，又如阳衰阴盛者，气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补阳以消阴，而专用辛温治阴之王，岂知辛温多耗散，耗散则亡阳，阳愈亡则寒愈甚，故服热反寒者，阳虚不宜耗也，此无他，皆以专治王气，故其病反如此。”三者，久而增气也。《类经》云：“凡五味必先人胃，而后各归所喜之脏，喜攻者，谓五味五脏各有所属也。如九针论日：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病在肉无食甘，犯之者，即所谓五味属也。”又说：“凡五味之性各有所人，若味有偏用，则气有偏病，偏用既久，其气必增，此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则脏有偏胜，则必有偏绝矣。此致天之由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人胃，各归所喜攻，酸先人肝，苦先人心，甘先人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天之由也。”
近世医家多不重视三种情况，而妄言虚而不受补，实而不受泻，热而不受寒者多矣。
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予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一节，阅张景岳《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