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尝试请紧急事假回来看她。她的丈夫呢？她好不容易地吞咽几次，然后说：“他只来看过我一次，那时我在医院里。他将我的浴袍和少许东西带给我。医生在走廊告诉他我患上白血病的消息。”这时她的声音开始沙哑，又用手轻擦眼睛才继续说：“当晚他回家，收拾所有东西就走了。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你们结婚多久了？”停顿一会后我向她发问。“三十七年。”这时全组人都因她的答复而大声喘气。（我后来得知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若伴侣患上末期病症，婚姻破裂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这一组有三十个人，没有一位成员的婚姻可以维持长过两年的时间——包括我的朋友吉姆在内。）
我参加这一个小组聚会有一年之久，当中每一个人活得特别紧张，这种情况只有死亡才会带来的。我当然不能说我“享受”这些聚会，那是错误的字眼。然而，这些聚会却成了我每一个月最有意义的活动。这种聚会与宴会完全相反，宴会上的宾客尝试用地位、权势和才智的标记去加深彼此的印象；但这里没有组员想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衣着、时款、住宅装修、工作头衔、新车——对正在濒临死亡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珍惜今天”聚会似乎证明了受苦的“扩音器价值”。他们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更集中注意终极的问题。他们不能否认死亡的事实，正如奥古斯丁说，他们每天都“被死亡镣铐的叮当声震聋。我不禁期望我一些肤浅、享乐主义的朋友，能够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
我居然胆敢写一本书讲述这个主题，在这些人当中，我显得无知。这一年，我在这所受苦的学校如仆人坐在老师脚前学习。我在以下几章要写关于面对受苦和帮助别人的内容，大部分资料都是从这个小组的经历一点一滴地搜集得来的。
什么东西最有帮助
我们能作什么可以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当我们受苦时，谁能帮助我们？
我以一些叫人失望的好消息作开始。叫人失望的地方，就是我不能给你一个魔术公式。你说帮助受苦的人，其实，你并不能帮上什么忙。历史上有些最聪明的人，曾经从每一个角度探究痛苦的问题，问为什么人会受伤。直到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重复相同的问题，但痛苦未曾减轻过。
正如我曾提及，连上帝回答约伯时，也不尝试解释他受苦的起因或理由。伟大的大卫王、义人约伯，最后甚至上帝的儿子对痛楚的反应，大致与我们相同。他们退缩、觉得痛楚可怕、尽力减轻痛楚，最后也因痛楚而绝望地呼喊上帝。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我们不能为痛苦中的人找到终极满意的答案。
可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没有答案也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当我问受苦的人：“谁帮助了你？”没有一个人说，是一位耶鲁神学院的博士，或一位出名的哲学家。受苦的国度是民主之国，我们人人只能带着赤裸的人性站在国中或旁边，此外别无所有。我们人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帮助人，这是个好消息。
没有人能包装或抑制“对痛苦的恰当反应”。面对一个个别的人说合适每一个人的话，几乎往往都是无价值的。如果你去到受苦者当中问他们想要那些帮助的话，你只会发现彼此不调和。有些受苦者回想起朋友极力分散他们对痛楚的注意力，别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方法近乎侮辱。有人渴想诚实、直率的对质，别的却发觉这样讨论是叫人难以忍受的郁闷。
换言之，没有魔术可以治疗受青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大多数需要爱，因为爱本身可查察出对方的需要。Arche运动的创始人瓦妮埃说得好：“被苦难和疾病打击的受伤者只要求一件事：一颗爱心和委身给他们，一颗心对他们充满盼望。
事实上，“我如何帮助那些受伤的人？”这问题的答案，与“我如何爱人”。这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同。如果你向我素求一段经文教导你如何帮助受苦者，我会介绍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以及它描述爱的动人内容。一个受苦的人需要爱，并不是需要知识和智慧。上帝的行事方式也常是这样，他会用十分平凡的人带来医治。
虽然如此，爱本身可分解成特别和实际的行动。我们遇见受苦者出现在每间学校、每间教会、每个公共建筑物以及每间医院，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当我听过他们所说的话，我得到结论，每个受苦的人都有四个“领域”要他们搏斗：恐惧、无助、意义和盼望。我们如何回应苦难，大部分在乎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奋斗的结果。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恐 惧
我经历了那令我大大昏倒的时刻，
我看见永恒的侍者拿着我的外衣并窃笑，
总而言之，我很恐惧。
——艾略特《普艾弗的爱歌》
恐惧是普世人对受苦的最初期反应。毫无疑问，它也是唯一最大的“复原敌人”
多恩对恐惧非常熟悉。他写下他的默想的那天，正是淋巴腺鼠疫——黑死病——浪潮在伦敦市蔓延之时。最后的一次流行病就杀死了四万人。有几千人逃到乡间，整个邻近的地区变成死城。多恩有六周之久临近死门关，相信他已经感染鼠疫。医生所用的疗法如鼠疫那样恶劣：流血，奇怪的膏药，用毒蛇、鸽子驱走有害的烟雾。
多恩发现照顾他的医生面露恐惧之色，之后就写了以下的叙文：恐惧暗暗地走进每一个行动或思想中的情感，好家体内的气会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辨认伴随受苦而生的恐惧。我们害怕痛楚的经历，怕未知之数，或者也怕死。我是个负担吗？我现在失去了什么？我有未来吗？我会再度健康吗？我正在受罚吗？
不论身体或心理忍受者痛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他们觉得被上帝、被人遗弃，因为他们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亦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孤独加增恐惧，继而加增痛楚，而这个螺旋一直向下转。
有一晚，“珍惜今天”小组的一个成员带来了一本满布图画的书，是病中的儿童亲手画的。书中的线条人像和简单字句，生动地表达了孩童基本的恐惧。一个男孩画了一架巨大、丑陋的军事坦克车，武器林立。就在坦克车前面，即枪管的末端，他画了一个细小的线条人像——是他自己——举着一个“停止”的红牌。
另一个男孩画了一支特大的皮下针管，末端装上倒挂的鱼钩。一个八岁女孩把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画上，上面的字幕是：“我觉得孤单，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这里，这里的气味古怪”。翻过几页，同一个女孩画了另一幅昼，背景是医生的办公室。椅子、诊病桌和档案柜都很巨大，但女孩却将自己画得十分小，坐在桌子的边缘，她口中吹出的气球只有三个字：“我惧怕”。
除掉惧怕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初有一半内容完全表达了我个人尝试“除掉”惧怕这个情绪问题。认识痛楚和了解痛楚在人生扮演什么角色，都帮助我减轻惧怕。目前，我不会把痛楚视作必须克服的仇敌，而是把它视作我必须适应的一个保护信号。我惊讶神经系统有着这个难以置信的设计。我不把痛楚视作必须设法漂白的污渍，而是把它视作我身上的警告信号，告诉我基本重要的起因。
痛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身体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开始细听痛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现在明白痛楚的价值，受苦不再是那么可怕了——我也发现这样的领会带来感恩，这是我力抗恐惧最有效的情绪武器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灵性的层面，我对圣经的研究使我确信，受苦的事实并不是上帝要对抗我。我主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学习看见上帝站在我们身旁；保罗恰当地称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林后一s）。
圣经是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我也相信有关受苦的问题，当中的智慧之言会为恐惧提供了巨大的解毒剂。”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个人认识全爱的上帝可以征服恐惧，正如光消灭黑暗一样。我不必拚命用力“鼓起信心”，因为上帝已经充满爱的关注，我不必以属灵运动去感动他。
基督徒有许多有效资源可以帮助他防止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