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自身的命运，和恢复生存的意志，就发动全面抵抗无助的运动。正如他书上所记载，他使用了一些非正统的策略。
首先，库李士在他的门外挂上一个告示牌，限制医护人员每三天只可抽一次血样品，也要他们把样品分开来用。他们曾在一天内为他抽了四次血，只因医院每个部门各有自己的样品会更为方便。对医护人员来说，似乎这是病人叛乱的事件，对库辛士却是重要的一步，他誓要掌管自己的身体。
库辛土也借来一部电影放映机，编定时间每天看马克斯兄弟和差利卓别灵的电影。他料想表露出来的消极情绪会令人体产生化学变化，也许积极情绪可以抵消之。他“高兴地发现，十分钟真正的开怀大笑，会带给我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无痛睡眠”。
不久，库辛士的健康情况容许他立即搬离医院的病房，他就搬到附近一间旅店居住。它的价钱比病房同样高达三分之一倍，却能供应一个更安详（又更奢华）的环境，让他可以按方便自己而不是方便别人的时间表进食和起床。
虽然库辛士警告人，不要让他的养生之道成为别人的榜样，但他的果效的确令人难忘。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判断他只得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完全复原；有些瘫痪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他却完全复原，他的人生一直很快乐，达几十年之久。他到了大部分人退休年龄之后的一段日子，仍然负起教授保健常识的新职务。
不再无助
库辛士所提出的改变，必会唤起人彻底检讨现代的保健制度，但那是不可能快将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却可以逐步逐步迈向他赋予保健以“人性”的目标，助己的时候，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成了电脑碎片的病人，要像在复原中的同伴。
有些解决办法很简单。在1984年，刊登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乌尔里克发现胆囊病患者如果望着窗外的一丛树木而不是望着一堵砖墙，他们手术后逗留医院的时间会较短，也会较少服用中度的止痛药。他结论说：理想地，医院应建筑在公园旁边，或有风景的环境中。今天，越来越多建筑师设计医疗设备时，都会考虑这样的环境因素。
有些治疗诊所招募病人加入对抗无助之战时，先与病人协商“合约”。首先，他们要病人明言他／她的目标：学走路、无痛楚下高举一只手臂、应征一份兼职。然后，他们将那些目标分成几个阶段，又为病人订下每周的目标：站立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拿手杖在房间踱步，然后不拿手杖踱步。医护人员记录每个病人每一周的进度，又热烈地赞扬他们每一个新阶段的成果。
我们为什么必须依赖受薪的专业人土提供这样的鼓励？朋友和亲人同样可以这样作，他们只需与康复中的人签订“合约”，然后，只要病人有任何稍能克服无助的胜利，就奖励他们。
我们也能确信康复中的病人的分心是具有意义的。当一个被研究的人的注意力没有被分散时，痛楚的感觉只会增强；当病人独自躺卧，除了痛楚外，没有别事可做或可想时，无助的感觉会提高。我想象不到有何地方比医院病房更具挑战性，可以与痛楚搏斗。然而，纵使在这个了无生气的环境中，病人仍然可以找到分心的资源。
在医院里面有太少事情发生，你必须细心留意。与其拿著纸杯一口吞饮，倒不如慢慢地咽下，察觉你的声门肌肉、组织，并你嘴里的水的味道。试凝视房里花朵的每一片花瓣，寻找它们设计微妙的样式。试用双手抚摩床单、床和毛毯，感觉它们的构造。
一个活泼的人会找到特殊方法对抗孤立和剥夺。韦尔是黎巴嫩贝鲁特长老会的宣教士，他被什叶派教徒绑架。他有十六个月之久，身处最叫人治丧的环境中。他没有窗外的树景，大部分时间被蒙上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的双手戴上手铐，使他不能用指头扫过不同的纹理。
韦尔不能控制他的时间表、食物，或任何生活常现。然而，他仍能在那种处境中，拿出足够、贮备了的精神克胜硬化了的无助感。他除了求助于上帝，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以下是他早期被囚时其中一份报告。
我小睡片刻，起来时觉得爽快。除了睡眠、一张毛毯和一股抵抗及生存的精神外，上帝会使我看见什么别的礼物呢？我再一次掀起眼罩，开始检现房间。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靠近，而证实上帝的同在呢？我让自己的想象力完全奔放。
我抬头看见一条电线从天花板吊下来；灯泡和插头已被除掉，剩下的只有三条电线露出来的弧状物。对我来说，那些电线就好像三根指头。我看见一只手和一条手臂伸下来，好像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米开兰基罗的壁画，上帝向着亚当伸出手和指头，创造了第一个人类。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手正伸向我，并提醒我，说：“你仍活著，你是我的，我创造了你，为了一个神圣目的而呼召你”。
还有别的东西吗？我开始数算挂在法国人门外百叶窗的模板条，总共有一百二十条。这么多的横板条有何用意？对了！它们这么多，是代表群众！过去和现在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屡经试炼而仍然看见上帝的信实……这样详述我的基本信仰带来一阵透心的寒栗。这信息何等重要！我在现今的处境中极度需要它。
然后，我的目光注视靠近天花板的两个白圆圈－－一个在右墙，另一个在左墙。居住在黎巴嫩的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连接电路的塑胶盖子。但它们对我有何意义？有什么东西是一对的？耳朵！它们就是上帝的耳朵。耶和华垂听圣徒的呻吟。亲爱的主，请听我说，我也降服在你的照顾和旨意下。
当一日结束时，韦尔唱着圣诗：“主的思典样样都要数”。他数算着：健康、生命、食物、床垫、枕头、毛毯、妻子、家人、信仰、盼望、祈祷、耶稣、圣灵、父上帝的爱等等，一共有三十三样东西。在回顾这些祝福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已经融化。当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光线消失后，他放松心情，开始预备晚上的来临。
向外发展
在无助的边缘中，库辛士抵抗着冷漠的医疗制度。韦尔面对着更孤单的内战，极力抵抗孤立和绝望的环境。对长期失去能力的人来说，我们最能做到的，是提供工具，使他们回复“正常”的活动。
一个完全瘫痪的人有着电脑操作的设备可以操作轮椅、打字和扭开电视机或立体音响设备，都是透过一条气喉而吸气和吹气的组合作用。这些设备可以引带出无助和盼望的不同感受，甚至引带出复原和失败的不同感受。布雷恩的业余玩收音机嗜好，和钟尼的画作，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甚至超过挚友关顾的支持。
巴巴拉写下《与痛楚相处》一书，叙述她长期与慢性病搏斗的故事。她发觉一天之内能完全忘记痛楚的时刻，就是她教授英文的几个小时内。那时，她的脑主动参与消除所有别的感觉。她学习在其他时间带动同样的专注力。当痛楚半夜忽然出现时，她会起来安排第二天的生活，预备一堂授课，或构想一顿晚餐，包括所有制法。
巴巴拉有时违反本性，强迫自己参与需要完全投入的活动。她发现分散注意力是她对抗痛楚的唯一最佳武器。“分散注意力是不用付钱和不会养成习惯的，也不需要医生的药方”。她除了教授英文外，不断把自己投入今她全神贯注的嗜好上：宴会、宠物、做运动、政务、写作。
巴巴拉使用令她分散注意力的不同方法，却发现投入别人的生命是缓和痛楚的最有效方法。当受苦者学习伸手援助其他受伤者时，往往找到最有意义的地位感。钟尼说。最能帮助她的人，是那些致力帮助她度过最难忍的时刻的四肢残障者。
亚特兰大的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他遇见两种人。没有生命力的一组人度过人生时，会呼喊：“请你爱我，请你爱我。”另一组具有生命力的人，他们不但接受爱，更足以付出爱。他说，治疗第一组人的最佳方法，是协助他们达到整体感的地步，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爱人和援助者。若然如此，他们必会自动填满内里深深需要的关注和爱。
辅导者同样努力使受苦的病人视他们自己是援助者和付出者，而不是经常作接受者。钟尼向我述说她惊订地获悉许多残障病人在她居住的康复之家，都是自愿留在那里的，因为那里似乎比存有偏见及危险的“外界”更容易过活。钟尼成了他们的领袖，她努力操练，挑起盼望，又渴望痊愈回家。投入别人需要的过程证实具有治疗作用。当她的自我观念有所改进时，她变得更坚强，并停止思想自己是可怜虫。
法国人有一句话：“正受的苦会成为过去，曾受过的苦永不消逝”。我们太多时候以为帮助人的事工是一条单行道，我—一个健全者——带着同情，伸手帮助受伤的人。但是，那些曾受苦的人却有着最好的装备帮助人，当他／她学会利用受苦经历作为伸手助人的方法时，这人就会越过无助的最后障碍。
拉比库什纳引述中国一个古老传说，描写一个极度忧伤的女人遭遇丧子之痛。当她来到圣人面前求助时，他告诉她，说：“请在从未经历过悲哀的家庭为我找来一粒芥菜种，我们要用这粒种子驱除你人生的悲哀。”这个故事细述女人如何逐家逐户，询问人有没有经历悲哀。当然，家家都经历过悲哀的事。那女人就停下来安慰这些家主，直到最后，服侍人的行动驱走她生命中的悲哀。
我个人认识两个小规模的事工，是私人家庭发动的，它们都将上述的原则付诸实行。第一件事例发生在一个妇人身上，她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却发现所珍爱的儿子竟是同性恋者，又快要死于艾滋病。她几乎得不到教会和社区的同情和支持。她甚感孤单并需要别人支持，决定开始定期刊登通讯。这封通讯现今成了联合同性恋者父母的网络。这个妇人不太能提供专业援助，又没应许任何神奇疗法，但我却讲到其他父母寄来的许多信札提到他们视这个勇敢的女人是救星。因看她亲身经历悲哀和忧伤，她如今尝试成为别人的帮助。
另一个住在威斯康辛州的妇人，在一次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失事事件中丧失独子。她第一次注意到报章是何等频密报道直升机的失事。现今，每逢有军事直升机失事，她都会寄出一小包信朴和有用资料给一位国防部官员，然后，由他将小包派发到各个受影响的家庭。约有半数的家庭开始定期通信联络，而这个威斯康辛州妇人在退休时，已独自带领一个“受苦者社团”。当然，这个活动不能解除她丧子的悲伤，但却给了她一种地位感，使她不再对那份悲伤感到无助。
一个有智慧的受苦者不会往内看，更会往外看。没有治疗者比曾受伤的治疗者会更有效地工作。在医治的过程中，负伤的治疗者的伤痕可以消退。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意 义
与其说是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不如说是无意义的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尼采
奥尔森以前是一个职业的橄榄球员，他有一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