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杂货商总不会接受那些草莓，因为它们细小而瘦长，且外面包着灰尘。我们都不管，因为这是食物，或者里面包着一些水份。我摘了一把放进嘴里，立时被那鲜甜、浓郁的草莓汁的味道淹没，实在今人难以置信！这些变干了的小草莓比我过往所吃过的，是最好的我利用休息时间采摘更多草莓，装满整个塑胶袋作午间的小吃。
最初，我以为我们偶然发现一种新品种，而这些品种会革新培植水果的工业。我渐渐地理解到这些味道与我身体的状况有关，而不是与草莓有关。利用我的身体和连接所有感官的过程，自动到达愉快知觉完全崭新的层面。如果我最先不是因整天步行而感觉炎热和辛劳，并肚子饿得发痛加强我的感觉，就永远不会感觉到草莓特别美味可口。
运动员最能认识这种奇异的兄弟关系。试观看一个奥运的举重选手，他行近有两个突出的重轮的钢条棒前，深深地呼吸，面部扭曲，伸缩肌肉，弯身，预做几个用力拉上来的柔软动作。然后，他蹲踞，吸气，在极大的反射下拉紧身体，并开始举起棒条。哦，举重者面上表现出痛苦之情！他以千份之一秒的时速把棒条的重量急举到肩膀，然后把它举高，脸上刻划出痛苦的皱纹；肌肉尖叫着求解脱。
如果他成功，就会将发出当声巨响的棒条掷在地上，棒的跳跃声四散；他的双手在头上紧握。在千份之一秒内，极度的狂喜取代了极度的痛苦；一方若没有另一方，将不会存在。如果你问举重者对痛楚有何感觉，他会瞪眼看你，顿觉困惑；他已忘记了痛楚，因为痛楚已经被快乐所吞没。
林语堂在其著作《我国我民》中，描述古代中国的哲学：“我在一个炎热多尘之地，感到干渴——也感觉滴在赤肤上的大雨点——啊，这岂不就是快乐！身体的私处发痒，最后我逃离友人，走到隐蔽处搔痒——啊，这岂不就是快乐！”林语堂的长篇快乐经验，每一处实在把痛苦和快乐结合起来。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有一个相似的段落值得注意。他开始时说：“如此，灵魂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灵魂所爱的事物已被找回或归还给它，而它的快乐就会大过它时常拥有事物的快乐”。奥古斯丁继续提及一个胜利的将军，当危险越大，便经历最大的满足；一个海员经过大风暴过后，在宁静的海洋中狂欢；一个痊愈的病人带着患病前从未尝过的快乐走路。
奥古斯丁下结论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苦难尾随着一个大喜乐。1他如同其他教父一样，明白透过剥夺某些感官知觉，例如禁食，就能提升别的感官知觉。最美好的灵性经历是在旷野孕育出来的。”
当我年老时，希望不会将日子花在消毒过的床褥上，并在无细菌的环境中带上人工呼吸器，避开外界的危险。我希望站在网球场上，竭尽心力与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凌空杀球；又或者我在最后一次远足时，气呼呼地拖看脚步走往约塞米提瀑布，再一次感觉水花溅射在我敲起的面颊上。简言之，我希望不再让自己与痛楚隔绝，以致我不能再感受快乐。
与敌为友
运动员和艺术家同样学会长期的挣扎和努力，几乎是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的前奏。米开兰基罗经过多年的劳苦和伤痛，才创做出西斯庭教堂的壁画，至今带给无数人快感。任何人曾经在厨房建造厨柜或培植一个植物花园，都可以从较世俗的事物中认识同样真理：经过痛楚而有的快感，会把痛楚并吞。耶稣用妇人生子作类比：九个月的等候和准备；生产时的痛楚，然后是孩子出生的狂喜（约十六21）。
我有一次访问葛罗宾先生，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单独驾船环游世界（他的故事可见于他的著作及其电影《鸽子》）。罗宾开航的时候，只是一个未成熟、十六岁的年轻人，他不是寻找前途，而是耽延。在漫长的旅程中，他招到一个强烈的海洋风暴，被撞倒在舷侧。一股凶猛的巨浪将船桅折断为二，使他幸免于被水柱淹没。他停留在赤道之海洋无风带——无风，无急流——忍受者这样的绝境。他把一罐油倒在船上，点上火后就跳入海中。（突然一阵狂风很快地使他改变心意，他跳回船上，弄熄火焰，继续他的行程。
五年后，罗宾驶进洛杉矶的海港，受到船只、旗帜、到众、记者、响着喇叭的汽车和蒸气汽笛声的欢迎。那时他的快乐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异于他所体会过的任何经历。纵使他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快乐之旅回来，总感觉不到那种情绪。环游世界旅程的痛苦，可能造成他这次凯旋归来的欢腾。他起航时，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归来时，却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汉。
罗宾被自我成就带来的健康感激发，就立刻在蒙塔那州的加里斯表买下一小块农地，建筑了一间茅屋，是用人手伐木而成。出版社和电影代理商都尝试用巡回全国宣传旅行、脱口秀合约和优厚的花费利益利诱罗宾，但他却全部推却了。
我们现代人受到安逸的环境保护，总是倾向把我们的不快乐归咎于痛楚——我们所认为的大仇敌。如果我们有办法将痛楚从人生除去，啊，那么我们就会快乐！但正如罗宾的经历已说明人生不能如此轻易地分割。痛楚属于无缝组织感觉的一部分，又往往是快乐和满足的必需前奏。快乐的关键不在于付出一切代价避免痛楚，而是在于认识痛楚的角色：护卫人的警报系统，服侍你而不是攻击你。
我体会到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痛楚，也适用于其他“敌人”。当敌人呈现眼前，我问自己：我能否从仇敌身上找到感恩的理由？出乎我的意料，答案几乎常常都是肯定的。
恐惧又如何呢？例如：我们为何要为恐惧感恩？我知道恐惧背后的生理学，身体会用以下的方法表达：少量的肾上腺素加速心跳速率、增加皮肤磨擦、加快反应时间，并供应额外力量——这些全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的恐惧内。我试想象一项运动如下坡滑雪，若没有恐惧这个护卫反应，情况会是怎样：恐惧使我免于做出鲁莽的行为。恐惧好像痛楚一样，可作警报系统用，但这功能额外的好处是预知损害会出现。
有人问瑞士医生和作家杜尼尔，他如何帮助病人去除恐惧。他回答说：“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人生每一件有价值的事都是使人惊恐的。选择学校、选择职业、结婚、生孩子等，所有事情都是使人惊恐的。如果它们不可怕，就没有价值了。”
试考虑另一个显然的敌人：内疚感；许多人想从人生除掉这个人类的普遍反应。但请你想象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一个没有行为抑制的社会。美国法庭的制度订下心智健全的标准，就是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必会使人倾向精神错乱。
内疚感是对良心发出一个痛楚信息，告诉良心有些事情做错了，应该处理。处理内疚感有两个步骤是必需的：第一，人必须指出内疚感的起因，好比人必须指出他／她痛楚的起因一样。现今的辅导大部分都是处理这个程序，除去错误的内疚感的理由。但必须有进一步的步骤，就是走上没有内疚感的小径上。
内疚感的觉察功能好像痛楚一样，是一种动力去除不快的感觉。然而，它基本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根由。除非你首先让内疚感引导你走向饶恕和合好，否则这个感觉终久不会帮助你清除真正的内疚感。内疚感本身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正如痛楚一样：二者同是有方向的，同是需要你迫切注视的症状。
或者，我想到一个没有另一种痛苦的世界：孤独的痛苦。若除去我们内在的需要感觉——使我们不至于成为隐士的激励感——友谊，甚至爱应否继续存在？我们岂不需要孤独的力量使我们脱离孤立，又推动我们走向人群吗？
我无意掩饰或降低存在于这个世界十分真实的苦难。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又感觉不能阻止这悲剧时，我们仍然可以控制自身的某些反应。我们可以在悲痛和忿努中责骂人生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的快感和喜乐。或者，我们可以从意外的消息找寻益处，甚至从我们显然的敌人身上寻找益处。
我最近听闻一项调查，被访者是居住在伦敦的年老公民。“哪一刻是你一生最快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回答：“闪电战！”每天晚上，笨重的德国空军轰炸机将数吨炸药丢在城中，把一个骄傲的文明社会击碎。如今，受害者居然留恋看过去那些日子！在那段黑暗及恐怖的日子，他们学会挤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他们学到勇气、分享和盼望等品德。
当不幸的事情发生——与妻子意见不合、与朋友发生痛苦的误会、因失责而产生内疚感的痛楚——我会看待那事件如同身体的痛楚。我接纳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注意问题需要处理。我努力表达感恩，不是为痛苦本身，而是为有机会回应，把看似不幸的事变成好事。
被快乐所惊讶
耶稣简明地捕捉了人生的吊诡的实况：“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这句话在福音书经常重复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违反了高级心理学提倡追求“自我实现”，但结果证实它不够高级。基督教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说明真正的满足不是透过满足实现而得，而是透过服侍他人而得。这个意义使我来到痛/乐原则的最后说明：基督教的服侍观念。
我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曾访问过不同的人、回顾以往，我大致上可以将他们分为两类：明星和仆人。明星包括国家足球联赛的名人、电影明星、音乐演奏家、知名作家、电视名人等等。这些人支配着我们的杂志和电视节目。我们巴结他们，熟读他们的生活琐事一一他们穿着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惯常的健身活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所用的牙膏。
但我必须告诉你，根据我有限的经验，这些“偶像”是我遇过最郁郁不乐的一群，他门大多数曾有婚姻问题或破碎婚姻，几乎所有人都是无望地依赖心理治疗。这些过着极夸张生活的英雄似乎被不能医治的自我怀疑所折磨，真是悲惨的讽刺！
我也曾花时间访问那些仆人。例如布医生，他有二十年之久留居印度乡村，在极穷困的人以及麻疯病人当中工作或是卫生工作者放弃高薪职业，参与门登霍尔协会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穷乡僻壤的市镇的工作；或是赈济工人留在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或其他贮藏所，人类在此所受的苦已达到国际水平；或是散布在南美洲森林，将圣经翻译成难懂语言的哲学博士们。
我特别尊敬和钦佩这些仆人，高举他们作为激发人心的榜样。可是，我不会妒忌他们。我若果现在把两组人并排一－明星和仆人——做出反省，显然仆人是受人钟爱及仁慈的人。他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又没有受到赞扬，在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浪费”他们的才干及本领。但不知怎样，他们在丧失生命的过程中；却找到生命，因为他们得到“不属这个世界的平安”。
当我想到曾采访过的大教堂时，脑海中不是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