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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曾采访过的大教堂时，脑海中不是浮现一间欧洲大教堂的形象；这些教堂现今都成为博物馆了。我反而想到卡维尔的礼堂；想到纽华克一间贫民区教会的屋顶上的灰泥正在剥落和漏水；想到智利的圣地牙哥一间宣教的教会，是用水泥板和波状铁皮所建造。我看见这些建筑物都是兴建在人类的不幸当中，充满著基督徒的爱。
位于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尔的麻疯病院，是实行这个原则的一个奇特例子。一个政府代理商买下这块地，又应允发展，却找不到人手清理道路，修补农场苦工的茅屋，并排去沼泽的水。麻疯病的特征令人退避三舍。
最后，隶属仁爱修女会的修女团搬到卡维尔照顾麻疯病人。她们黎明前两小时起床，在炙热的天气下仍穿着古板的白色制服；这些修女比任何海军训练新兵之营地过着更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唯独她们愿意做那些工作。她们掘沟，为建筑物打地基，使卡维尔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一直归荣耀给上帝和带给病人喜乐。她们或者学会了人生最深度的痛／乐结合，那就是牺牲的服侍。
如果我花一生光阴藉着药物、安逸和享乐去找寻快乐，快乐会离我而去。“快乐躲避那些追求她的人”快乐却会突然临到我，家副产品、像出人意外的赏金，因我曾将自己投资进去。而那个投资极有可能包括痛楚。如果没有痛楚，很难想象欢乐是怎样的。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呻吟的地球
试想象一群人住在同一幢楼，一半人想象它是一间酒店，而另一半人却认为它是一所监狱。把它视作酒店的人，可能感到难以忍受；把它视作监狱的人却觉得它出奇地舒适。故此，那些看似是丑恶的学说，最终使你舒适和有力量。对这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会变成悲观者，而对世界抱着极其可怕观念的人却变成乐观者。
——鲁益师《上帝站在被告席》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家——地球。请你用眼睛欣赏夏天日落的光辉色彩和微妙的色彩变化。试将你的脚趾插进湿沙之中，站立不动，然后感受海浪的泡沫和浪花。请参观蝴蝶花园，并研究蝴蝶身上的抽象设计：一万个不同变化一概都浓缩在飞行组织的纤细纹理上，比任何抽象派画家的创作更富想象。人身处这些美好事物之中，容易相信有一位仁爱的创造主存在。
然而，太阳可以用大量色彩点缀黄昏，也可以将非洲的土地烘晒成干旱、爆裂的表层，足以毁灭数百万人。若由暴风酝酿出有节奏、撞击的海浪，海浪就曾如二十尺高的高墙碎裂一般，摧毁沿海的村落。那些在野花间飞舞、无杀伤力的彩蝶，平均只能存活两星期，最后就会消失在冷酷残暴的大自然食物链中。大自然是我们堕落了的姊妹，不是我们的母亲；地球虽然是上帝的名胜，却是一个已经扭曲的美好创造。
试观看人类。巴哈、贝多芬、路德和歌德的祖国也赐给我们希特勒、艾希曼（编按：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的活动）和戈林（编按：纳粹德国元帅）。一个弃绝《人权法案》的国家同样带给我们奴隶制度和内乱。作为人类和个人，每一个人里面的智慧、创作力和同情心都是与欺骗、骄傲和自私竞赛。
痛楚也是一样。近前看，痛楚看似是一个可信任及有价值的朋友。从近视的角度看（姑且说从一个生物工程师的角度看），痛楚组织的确是一个最精细的创造工作。神经系统犹如林布兰精美的画作，带着天赋的印记，应该受到我们尊重和敬畏。
然而，我们最常觉察痛楚存在，不是透过显微镜，而是透过不受人欢迎的不幸记号。如果你把每个警告信号连接一个特定源头，这样，痛楚组织可以看来是合理和设计出色。但是，如果你退后环顾所有人类的遭遇——数以亿万计的人受尽折磨、挨饿、流血、患癌症，正齐步迈向死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涌现了。
“痛楚问题”比神经细胞的忠实反应，包含更多问题。当痛楚折磨人的灵魂至失望和绝望时，它有什么副作用？为什么有些生命如此多变，受到关节炎、癌或先天缺陷所支配，而别的生命七十年来却能避过痛苦？诗人布莱克用以下几句话总括人的存在：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啜泣，我跳进这个危险的世界……
哲学家喜爱广泛讨论人类的整体苦难，好像所有人的痛苦都是可以被挤压出来放在大锅，然后呈献给上帝，说：这里就是地球的痛苦和苦难，你怎样解释这一切的不幸？但是，正如迦拿马索夫在陀思妥耶夫基斯伟大的小说中指出，痛楚在特定的时间内临到一个人，以及临到一个不应受苦、纯真的人——一个小孩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两者都会提出同样尖锐的问题。
痛楚可能被设计成为一个有效防御的警报系统，但这个行星中有些事情像纠结杂乱的铅丝一样，以致现今痛楚肆虐，不受控制。我们需要使用另一个词汇形容这问题：痛楚表示身体的防御组织，而受苦表示人类的不幸。毕竟，一个患麻疯病的人没有痛楚感觉，却受苦很多。
虽然有些人很幸运免去身体的剧烈痛楚，但人人都会有某种挥不掉的受苦情况：“人格的缺点、破裂的关系、未得医治的童年记忆、叫人窒息的内疚感。我们若要认识受苦，必须离开显微镜—一透视排列好的神经细胞顺服地回应刺激——完全注目大受痛苦的人的脸。”当身体受伤害时，上帝在哪里？“这问题变成”当伤害不能停止时，上帝在哪里？上帝怎能容许如此强烈及不公平的痛楚呢？”
最合适的世界？
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都辩论一个问题：“所有行星中，地球是最合适的吗？这条辩论问题源自一个假设，就是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上帝自然会为他的受造物创造极好的领土。但是，请你环顾我们地球的一些特色：艾滋病菌和唐氏综合症、脊柱裂和脊髓灰质炎、蝎子和采采蝇、地震和飓风。上帝不可以有更好的创造吗？”如伏尔泰在其著作《康第德》讽刺地说：“如果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行星又是怎样的？”
昔日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都证明上帝的确在所有行星中创造了最合适的地方。当现今二十世纪展示大自然和人为的恐怖后，只有最勇敢的思想家才会如此断言。
我肯定不会尝试创建一套理论，证明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的代表。我花很多时间研究生物学上的痛楚，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我相信现代哲学家没有察觉创造行动所涉及的困难。他们假设上帝创造时只需摇动魔术棒，就可以为地球上的生命除去六部分的危险。
批评这地球的专家们为要使他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必须描绘一个超越的宇宙，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自然律系统，其结果就是大大减少人类的痛苦。试想象以下几个可能性。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地除掉细菌？这样做必定带来灾害：我们已辨认出二万四千个不同种类的细菌，其中只有一少部分会引致疾病。若除掉细菌，我们就永远不能消化食物。台风呢孟加拉和印度的人都痛苦地晓得，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依赖如此巨大的干扰，台风若消失多年，雨水也会随之消失。
创造涉及从许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如果我滑雪时跌断了脚，可能会希望骨骼更强壮。或者骨骼本来可以造得更强壮的（虽然科学家仍未找到一种更强、更适当的物质移植），不过，我的脚就会更厚和更重，令我身体变得太笨重、太迟钝而完全不能滑雪。如果我的手指厚一些和不易损伤，这样，很多人间活动如弹钢琴，就不可能做了。一个创造者需要在力度、灵活、重量和容量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布医生为麻疯病人的手设计一个简单的痛楚感觉器时，就尝过这样艰难的选择。以下是他所学到的功课：我越多研究自然定律——原子、宇宙、牢固的元素、分子、太阳，以及维持生命的所有机制的相互作用——我就大为震惊。只要其中一种因素被移去，整个创造就会塌陷如同骨牌一样。有些人确实相信大自然的一切设计和精密，都是随机的；他们也相信如果数百万的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彼此撞击，一个神经细胞和感觉末梢就会以准确的形式一跃而现。我对这样的人，只有建议他们尝试制造一个痛楚感应器，如我所作过的，看看会有什么机遇。
我花了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手部手术的范畴上；我可以将许多书籍放满一间大房间，全都是解释如何医治受伤的手的不同方法。但我从未见过一个程序——没有一个——提供方法改进一只健康的手。手的设计今人难以置信，而痛楚当然也是那个设计的一部分。一百只手中有九十九只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对痛楚不敏感的人，统计数字却完全相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身上有某种畸形或官能不良，只因他们的痛楚组织不是正常运作。
我们的地球出现许多苦难，都是由于上帝在创造内订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物质的世界，它按照一贯的自然定律运作；另一个是人类的自由。
上帝亲自遵守这两个原则，而它们本身都是好的，但上帝也容许它们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水证实在对我们和所有创造都是有用的，因为它的“柔性”、液体状态和特定的重量。但是，这些特性若以令人难以对付的容量出现，就会淹死我们；甚或有更使人受惊的可能性：我们会用水淹死他人。
试举另一个例子，就是木。树木可以出产果子，支撑叶子以供人遮荫，又庇护雀鸟和松鼠。甚至树木被削下，也是有价值的。我们用木作燃料取暖，又作建筑材料建造房屋和家俱。木的基本特性——坚硬、不易弯折、易燃——都使这些有用的功能有效地使用。
但是，你一旦种植一棵树拥有那些特性，却把它放在一个住满自由人类的世界中，就会招致误用的可能性。一个拥有自由的人或会拾起一块厚木，见它坚硬，就用来重击另一个人的头。我假设上帝每次都可以从天上下来，将木的特性变为海绵的特性，好使一支击球棒轻轻地反弹。但那并非上帝在世界想做的事。他设下固定的定律，但我们可以误用自由，使它变坏。
上帝在约占记末部的讲论，可能想到类似的论据。上帝听完约伯的抱怨（三十五章经文后）。终于显现，将约伯提升，向他描述受进世界的壮丽。上帝自傲地指出创造最不寻常的几个特色，然后让约伯有机会提出改善良方。他愿意提出不同的方法操作世界吗？（你可以说上帝和约伯正在比较高下，你猜谁会胜出呢？）
上帝是否要为这个世界的苦难负起责任？按照上文间接的解释，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人给孩子一双溜冰鞋，也知道他可能会跌倒，和人在雪地上撞倒孩子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世界若按照固定的定律运作，却住满自由的人类，保护性的痛楚组织这份奇妙的礼物也同样容易遭人误用。上帝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制造痛楚组织吗？它可以保留痛楚组织的好处而不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