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悬殊，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可比管仲、萧何，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耶？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诸葛亮自比有管仲、乐毅之才，但陈寿认为他出相胜于挂帅，可比管仲，而不及乐毅。刘备死，给了诸葛亮施展才能的机会。三国有识之士多认为，统治者宜息武功，开启治道，恢复民力，使国家强盛，立足于不败之地，才有望实现统一。诸葛亮的才能正适合于此，他也明白治与乱的道理，但是，因身临乱世战争，为其惯性所使，激情淹没了理智。
诸葛亮自谓文武双全，不像管仲有自知之明只管政事而荐他人带兵，所以多少压抑埋没了一些能征惯战的将领（注一）。而司马懿确是兼得智勇的人物。诸葛亮面对这等对手，是很难胜出的。
蜀国刚有一些起色，魏国不过是曹丕死，曹睿即位，诸葛亮随即两次出征。这尽管不是很好的时机，诸葛亮还是有蚕食雍凉的的可能性。但战争的结果证明，蜀国还很弱小，魏国还没有自溃。诸葛亮应该清醒，只能固守要害，为持久计。实际诸葛亮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要待自己强盛，对手衰落时去实现宏图伟愿，那只能以俟来者了。生命短暂，山河何时变，现实的分立与梦寐以求的统一在英雄豪杰的心中就这样成了难解的矛盾。志大力有限，不想安生，就只能去冒险。曹操、曹丕、曹睿、刘备、孙权等皆有这样的心态。混乱可以侥幸，渐安还是应该务求实际。
后人的宣传，诸葛亮留下了很好的名声，有人可能是出于对他北伐失败的同情，遂说他采取的不是扩张，而是以攻为守的战略。《三国志·邓艾传》注引《袁子》曰：诸葛亮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这是幼稚的看法，稍有一点军事和地理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四塞蜀国用不着以攻为守，它可以闭关自守。法正的下计即此，诸葛亮辅政伊始也是如此而为。《三国志·魏延传》注引《魏略》曰：诸葛亮临终，谓诸将曰：“我死之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诸葛亮若谓弱蜀非得以攻为守，何又要自守？一个国家竭尽人力物力不断发动进攻，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维持生存，那真是生不如死好。前面说过，曹睿闻诸葛亮出陇右，谓其阻山为固不好对付，而敢出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这就好象足球比赛，强队不怕跟弱队打对攻，头疼的是它龟缩不出。三足鼎立后，从曹操、曹丕的用兵来看，他们的重点是在攻吴，对蜀采取的是守势。司马懿屯宛城，主要是压江陵，其次策应两翼。诸葛亮屡出，很快把司马懿引到了西线。
注一：诸葛亮将征南中，王连谏其不宜亲行。诸葛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三国志·王连传》）。诸葛亮临行，马谡送之，并出攻心之策，诸葛亮纳之（《三国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何不此时让马谡领军南征，查其才干，若赢，增其经验，若败，损失不大。诸葛亮亦大可不必急入汉中，可仍用魏延镇之，视其能力，再定部署。
第23章 千古忠臣
诸葛亮卒，刘禅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上疏曰：“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今其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三国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刘禅怒，下狱诛之。有人欲为诸葛亮在成都立庙，刘禅以其近宗庙为由而不从。向充等上表曰：“亮德范遐迩，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宜近其墓，立庙沔阳，以崇正礼。”（《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刘禅乃从之。
晋代魏，司马炎向故蜀臣樊建咨问诸葛亮治国之策。樊建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樊建传》注引《汉晋春秋》）文立向司马炎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续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司马炎从之，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宜随才署吏。”（《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五年》及《三国志·诸葛瞻传》注引《晋泰始起居注》、山涛《启事》）诸葛京出为郿县令，后至江州刺史。司马炎令陈寿编撰《诸葛亮集》。
当诸葛亮屡出陇右时，曹睿恨其是“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当诸葛亮长眠定军山后，司马炎却乖道欲“得此人以自辅”。司马骏谓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这与司马懿的一些看法相似。司马炎也不会不知其所短，而少言其短，多扬其长，自然有之寓意。
自司马懿诛曹爽，经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弑曹髦，至司马炎迫曹奂禅位，在司马氏兴起的这段时期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钟会等这些忠魏反晋及背晋自图者迭连起兵，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但是对司马氏政权皆构成威胁。司马炎知道魏晋之权虽来之实力，但皆落有不忠之柄，且影响在蔓延。他欲止之，要尽量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尊崇有能力的敌手无可非议，然司马炎尊崇诸葛亮，用意很可能是希望群下能以其忠诚为榜样，为大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效仿那些叛乱者。后连晋明帝都为其祖取天下的行为感到羞愧，后世帝王也只能歌颂诸葛亮，不会赞美司马氏。
在私天下的社会里，用人与防人是最棘手的问题。刘备能使能臣辅暗子，处理的还算好。诸葛亮全力北伐，若他完成一统，是否仍会甘愿为臣？他死于征途，不管功业如何，却使忠名得以流芳。诸葛亮曾论让夺曰：“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论让夺》）说明他对功名的认识相当清楚。刘备妙以汉胄去嫌，诸葛亮遗恨而全节；曹操、司马懿最终无法纸包住火，露出原形，结果毁誉参半。英雄风云一生，但后人难以依实论功过，多要依自身利益和所好加以褒贬。
第24章 吴主暮年
眼望着曹丕、刘备称帝立国，孙权虽渴慕，但尚不敢造次。他夺荆州，杀关羽，料刘备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报复，故还得继续向曹丕称臣。夷陵之战后，他重新与蜀结盟，使西部边境安定下来，但是又与魏关系破裂，遭其不断进攻。黄武七年（228）石亭之战后，他总算在北部边境摆脱劣势。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感到西北两面获安，这才宣布称帝。
孙权曾在曹丕死、曹睿即位时即出兵攻魏，不克而还。陆逊上疏孙权，曹丕已死，毒乱之民不但未有瓦解，而更静然。闻曹睿皆选用忠良，宽罚布恩，薄税省役，以悦民心。陆逊劝孙权能施德缓刑，轻赋息调。曹睿即位伊始确实这样做了，陆逊可能也有夸大之意，以喻孙权。孙权认为陆逊的忧虑不免短见，他说诸葛瑾曰：“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非是渐兴隆之兆。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操辈臣僚，必当因此弄巧行态，结党营私，各助所附。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强当凌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卿但侧耳听之。”（《三国志·诸葛瑾传》）孙权这话说得精辟，既道出曹睿的弊病，也言中自己日后身后事。孙权回报陆逊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三国志·孙权传》）看到自己连战连捷，曹操、刘备乃至曹丕皆已作古，孙权大有舍我其谁之感，故要竭力大作，以遂夙志，他是不愿意终逸海隅的。三国风云人物多把自守当成消极来看，无视其积极的一面，故热中穷兵黩武，不顾人财空耗。他们攀登颠峰后，不是自己飘悠而落，就是后继者訇然坠下。孙权精于查人隙，而疏于防己漏。随着日趋老境，他明目渐暗，聪耳益愦，于是眩晕于小忠，迷恋于恩爱，而臣僚结党，各助所附。其为成功而树立丰碑，其为败亡而播下祸种。
孙权为连年战事导致的士众损减而忧，欲遣军渡海取夷洲、朱崖及亶洲，以虏获其民。陆逊上疏曰：“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三国志·陆逊传》）孙权不听，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出征。二将只达夷洲，俘数千人还，得不偿失。孙权以其无功而诛之。
孙权遣使向辽东太守公孙渊示好。公孙渊本早已降魏，又阴怀贰心，与孙权交通。嘉禾元年（232）冬，公孙渊背魏，遣使向吴称臣。孙权大悦，翌年春，遣张弥等率兵万人，乘船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赐九锡及大量金宝珍货。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其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其使还。孙权不听。孙权这样做，可能不外两种想法：其一，他不会忘记当年向曹魏匍匐称臣之状，这会儿得志，不再受制于人，竟也能受人降顺，自然按捺不住荣耀和兴奋，终于体验到了帝王向藩属封赏的滋味，补偿了往日的无奈和屈辱（昔日许多臣僚不太理解他为何要那样低声下气讨好曹魏，这会儿更是一点不明白怎的又要这般好大喜功恩惠辽东，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卧薪尝胆和登峰造极这样的切身体验）。其二，他想偷行木马计，智取辽东。可他未曾料到偷鸡不成，会反蚀一把米。
公孙渊知与吴相隔甚远，难以依恃借力，抑或见其来人甚多，疑有异计，乃斩张弥等，传首曹睿，悉没兵资珍宝。曹睿诏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闻之大怒，欲兴兵征讨。陆逊等上谏，孙权乃止。孙权玩弄过曹丕，不想这回反被公孙渊耍戏。
孙权信任奸臣吕壹，吕壹因此窃弄权柄，陷害忠良，百官莫敢言。陆逊等数谏，终使其奸罪发露，孙权悟而诛之。陆逊恳劝孙权施德行善。孙权明之，但依然难以为之。他曰：“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三国志·孙权传》）
吴蜀重新结盟后，孙权北定中原之心并不亚于诸葛亮，尤其石亭之战后，因由守转攻，遂频繁出动江淮一带。诸葛亮进祁山，向关中，不过四回。孙权出淮南，入魏荆州，则不下十余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