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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写了篇文章：国家定义与总统定义。表达了两点：第一，李登辉讲了半天“两国论”，但台湾这个地区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第二，由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选什么都不能以政治学上的定义来确定，台湾选“总统”，不是一般政治定义上的总统。我把它定义为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做这个选举，我是在做一个思想教育的活动。我告诉你，（台湾的）候选人逢庙必拜（因为很多台湾人信佛）。这是迷信，不过你一骂迷信，那些善男信女、愚夫愚妇，就都不投你的票，（因为）你不认同他们的神嘛。我就不干这种事情。如果你选举，得罪这些选民，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是思想教育，根本不是选举。
记者：人们一直认为，李敖是台湾当局的敌人，从蒋介石一直骂到李登辉。假如你竞选成功，你是不是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李敖：我当他们是敌人，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些坏记录，黑资料。我个人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我凭什么骂自己呀。一个完人不会骂自己不完整。孔子会骂孔子吗？
记者：文人参政一般没有什么好处。有人说你这次竞选不过是“搅局”：李敖讲话很牛，一到投票就很少有人举手。
李敖：什么是搅局？我出来做件事就叫搅局？我和你讲，很多事情是叫好不叫座。叫好但门票卖不掉。什么原因呢？台湾的政治我讲过，比如有个宋楚瑜，他竞选“省长”的时候，全省309个乡镇不只跑了一遍，他跟每一个人都握过手。台湾选民就喜欢这个。你跟我握手，抱我小孩，亲我小孩，他们就喜欢。而你本身是个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用理念来教育别人和我认同的，不是靠和你拉交情的，所以我当选的可能性就很低。
举个例子：1912年，孙中山从海外回来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最后这个职务要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要革命的对象，就是满洲政府的旧官僚，为什么要让给他呢？（因为），客观的情形，你孙中山叫好不叫座，你为了祖国的统一，所以就让给他嘛。不能说孙中山在搅局。所以，说我搅局，这个人头脑不清，文化水平不好，是个混蛋。
记者：你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李敖插话：超过花甲之年了，我已经65岁了），你是不是正在从原来的批评、破坏者的角色，渐渐变成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呢？
李敖：没有。我跟你讲，有的人（的确）是越老越温和。（所以），美国一个诗人叫罗伯特·弗罗斯特，他讲了一个事很有趣，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因为）怕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正好相反，年轻时是个激进派，年老时更激进。
记者：前些时候，有个日本东京都的知事来台湾指手画脚。台湾的一些政要和日本人有一些共同的思维，你认为这些人会把台湾的未来引到哪里？
李敖：台湾有一批人是亲日派。我前年做了一次慰安妇的活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韩国、菲律宾强暴了一些女孩子做军中性奴隶。后来这批性奴隶在台湾剩下54人，后来都老了，有的死了。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做安理会理事，联合国说你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慰安妇就是个例子，你们要把屁股擦干净。日本人民间就出了一个团体，到处送钱，大概给台湾每个慰安妇送50万台币，相当于1．6或1．7万美金，然后就说我和你们和解了，当初是商业行为，你自认的，不能怪我们日本政府。
这些慰安妇觉得你日本政府这是羞辱我们，但1．6万美金又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数字，因为她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后来我就出面，这些日本人的狗钱怎么能要呢？可是叫她们不要又不近人情。所以我来义卖我所有的收藏品，像胡适写给我的这些字，我都卖掉了。卖了3300万（台币），相当于100万美金。然后每个人都分了钱。剩下的钱还到日本去和他们打官司。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恨日本人，另一方面是给李登辉这些利欲的人点颜色看，给他们难堪。台湾确实有一些人是媚日的。
记者：你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这是调侃自己呢，还是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写东西？
李敖：我是在陈述事实。我为什么这样子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你一看觉得震撼，觉得你这个家伙在吹牛了，可是你忘不了这个句子。这就是文字效果。
记者：是否有刺激同行，让他们奋起直追的意思？
李敖：台湾的同行其实是不足论，他们已经被包办了。过去包办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艺协会。你要是进入他们的帮口，就好办；不进入，他们理都不理你。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年出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篇是李敖的，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作对，他们就否认我，否认我的地位。可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品牌，所以我写了15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这个书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我比胡适、鲁迅、梁启超写得都多，现在还在写。今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方面我也会参与，当然能否得奖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得奖的是前后搞了20年才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了100年，在东方给过印度人，给过日本人，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我们觉得不服气，所以我也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这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块心病。
他们评估的方法很奇怪：第一，要是理想主义者；第二，它要计算里边的政治背景和抗衡的态度。第三，要看你有多少著作，不是出一两本书就能干这行。这里有很多基本条件。人家都承认我是历史家、思想家，都不承认我是文学家，不承认我是诗人。那些人该死，因为我的确是多方面的。
记者：你的《李敖大全集》在祖国大陆这边的版本要卖超过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500元新台币，对于这边的消费水平，这个价钱好像卖得有点不人道。
李敖：是是。当时我讲，你们可以出单行本，不要出那么大一箱子。当时有一个条款，他们可以删，不可以改。大陆版跟我在台湾的版不一样，有的被删掉了。所以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曾说过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让你敬仰的人物呢？
李敖：比如像文天祥，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那种殉国的目标，现在看起来那些理由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可是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了解就从精神方面去了解，从思想方面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很多。我们看朱熹，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但现在我们打开朱文公集，很多是很迷信的。比如说打雷是受壁虎的影响，那不是混蛋吗？你看《苏东坡全集》，一会儿给皇帝写祭文，一会儿给老天爷烧烧香，你下点雨吧，写祈雨的文章。这些从思想方面来看，不怎么样，（但）从美学的观点或精神层面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前不久，王朔和金庸在我们报上过招，闹得文坛沸沸扬扬。您是否觉得这是文坛寂寞折腾出的一个喜剧？
李敖：金庸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只有在香港社会下才能出现这种人。当然他写武侠写得很好。
记者：你看过他的全集吗？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14年监禁，（当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