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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深耕》第十二期的“地下室手记”上，有一篇《都是深耕惹的祸》，其中一段说：“我们必须学习与歧见相处，而不是与歧见对立”，似乎《深耕》对上一期的“单方面”意见，颇为自责。
○ 这些醉言醉语，是《深耕》小朋友们的一个严重错误。我们应该学习与持有歧见的人相处，但绝不是与歧见相处。与歧见相处的话，那还有什么是非可言？我们不只要与歧见对立，而且在是非的争执上，还要宣布哪些是歧见。就像传说伏尔泰说的：“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可是我要拼命为你争取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事实上，伏尔泰没讲过这话，而是人们归纳他争取言论自由的言论而得到的结论。）对于持有歧见的人，我们并不希望消灭他们说话的权利，但绝不能与歧见相处。放水事件以后，康宁样在石门水库发表谈话，说他个人欢迎别人批评。他的杂志，也把这事描写成好像是意气之争似的，解释成误会，这是有意的小化、窄化和曲解。在我看来，他们的放水，是典型的“敌我矛盾”，而不是“内部矛盾”，这是严重的敌人型的错误，因为他们背离了党外路线，背离了杯葛路线，背离了制衡路线。
如果康宁祥等不改变，而继续走背离党外的路，那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敌人，不是朋友。他们就是“三人帮”了！回为什么《深耕》在提出对康宁祥的批评后不久，态度就转化了呢？
○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一册中《党外与混蛋》第五段指出的“警觉国民党的乡愿风”。照古典的说法，乡愿就是德之贼也，他把正确的道德标准搅乱掉，让人是非不明。
台湾现在最大的特色就是是非不明确。乡愿最严重的错误，并不只在做人上，而是把道理上的是非弄拧了。明明是红的，他说是紫的。这种风气使大家觉得什么事都可以不必很认真的处理。
《深耕》在批评过康宁祥后，只因为康宁祥表示了一点和缓的态度，大家就觉得“不为己甚”。这种对是非之争不认真到底的心态，就是乡愿习气作祟，只是《深耕》小朋友们不知道而已。台湾的乡愿太多了，大家都不知不觉感染到这习气而不自觉。就像我批评徐复观一样，很多人说：“徐复观已经死了，为什么你还骂他？”为什么他死了我就不能骂他？我讲的是是非，跟他生死无关。把是非同生死混在一起，就是头脑不清，就是混蛋。
放水的错在哪里？
● 在你发表过《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以后，张德铭与费希平在讨论如何修订“立法院”议事规则时，两人发生冲突，费希平坚持必须修正现行条文，硬性规定应等登记发言委员全部发言完毕后，才能停止讨论。张德铭则认为，与其在第四十四条争论，不如在四十八条，有关表决的条文中规定，停止讨论动议应经三分之二绝对多数通过。但费希平表示不能接受张德铭的解释，并且指着张德铭说： “我怕你放水。”使得张德铭怅然退席。有些人以为，这是费希平过度情绪反应，你的看法呢？
○ 我认为费希平说对了。张德铭说根据各国议会的常例，乃至根据政治学的原理，议会发言到某种程度以后，可以停止。话是没错，可是这需要一个相对条件——不是一党独大的政治、不是不允许反对党成立的议会、不是一戒严就戒严三十年的政府，有这些条件，才能谈“民主国家政治学理”。但是，当台湾完全没有这种相对条件时，张德铭只援引一些单方面规定来谈，未免太学究气、太蛋头了。
我觉得费希平争的很不错，他说我们争的是发言权，不是表决权。为什么不是表决权呢？在党籍立委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民党要求五十、六十、甚至九十的多数都可以办到，党外怎么轮也轮不到。所以，费希平这点是对的，能争到发言权就已经不错。
今天在台湾的党外人士，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能做的限度，国民党是拼死也不会把政权交出来给我们的，党外所能做的就是争取一点言论自由，在议会上的，或者是在杂志上的。只要能做到不让国民党太干扰我们的言论，就已经不得了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外所能表达的就是不服气，就是杯葛，就是抗议，如果这些都不用，只在背后吃饭、喝茶、和稀泥、理性处理，那是干什么？只有任人耍嘛！如果党外甘愿跑龙套，甘愿让人耍，那何必要党外呢？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地位都比你党外要好。李璜回来后，国民党主席还跟他见面，为他安排住宅，国民党秘书长并亲自登门拜访。今天的党外，包括康宁祥在内，还轮不到这个地位呢！国民党就是要养花瓶，也不会养你啊！
至于批评费希平情绪化，这又是窄化的做法，只要他表达的内容是对的，用什么方式表达都不重要，怎么可以随便用“情绪化”三个字，就抹煞他的作为？
文章可有很多情绪
● 很多人也批评作的文字太情绪化。
○ 我认为情绪是很正常的，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如果过滤后空无一物，那这篇文章就纯粹是情绪语言，言之无物了；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
●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在台湾的很多人，都习惯沿用某种方式表这意见？
○ 台湾的语言表达，受了国民党宣传方式的影响，都是愚蠢而笨拙的。严家淦的讲话跟谢东闵没两样，谢东闵的讲话又跟孙运璇大同小异，他们除了国语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台湾的官场和台湾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是滥套，甲和乙说的没有不同，雨和丁说的没有两样，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外国政治家就有很多有个性的讲话，国民党的党棍和政客却没有，他们的讲话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难过得不得了。讲的时候大便不通，讲出来的全是大便。
● 最近由于“立法院”的运作比较活泼一点，你是否觉得许多人的讲话也比较有个性？
○ 最近是稍微好一点。譬如宋长志说：“什么时候‘反攻大陆，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我就觉得很蛮横、很有趣，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也会讲几句这种真话。可是一诉诸文字。他们就不这么表达了，还是用那些老套，什么“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历史任务”啦，什么“建立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啦，陈腔滥调，讨厌得要命。
● 赵耀东的讲话呢？
○ 也稍微好一点，不过我没时间给他上课了，我只在这里顺便提一点我对他的看法。
我认为赵耀东干不久了，有两个原因使他没法干久。第一。我认为赵耀东根本不了解中国官僚的政治结构，当整个吏治是一个很难推动的官僚系统时，决不是你一个领袖或机关首长出面改革，就能做砒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变法自王安石以下都是失败的原因。当整个吏治结构已经僵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用的，因为底下阳奉阴违，懒惰不进取，注定了你一定要失败。就算赵耀东有一点进步的观念，碰到那个守成的笨蛋俞国华，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他手下的人也都是一类的货色。
第二、我认为赵耀东的大方向错了。他根本不了解自由经济的真谛，他本身还是一个停留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间的半吊子人物。他应该知道国民党的很多统制经济，在自由经济制度下，应该取消掉，为什么还任他们胡闹下去？赵耀东其实就是统制经济的负责人，过去他当过中钢的头子。我们只要看他跟傅利曼的对话，就可以知道他的经济学程度是不及格的。
● 林洋港呢？
○ 林洋港这部分，我在《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已，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
党外与明星
● 对尤清呢？你有什么看法？
○ 我跟尤清吃过一次饭，他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人，不像是政治人物。因为他没有政治人物那种圆滑和技巧，我觉得他是个随兴之所至、飘来飘去的人。我认为尤清应该利用监委的名义和声望，去做监委职责以外的事。因为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在监察院是无能为力的，他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他到南部去时，很多人向他递状子，可是他接受那么多陈情，能够处理哪个案子呢？他很难一个人做到的。像这次尤清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一行四人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出场和照相顺序，不管是招待记者还是在飞机场，老康和张德铭都在中间，尤清和黄煌雄都被挤在一边。如果尤清懂得政治技巧，他就应该挤到中间去，可是他不会挤，这证明他是非常天真的。
● 也许尤清并不介意排名啊！
○ 话是没错，但搞政治的话，这点很重要，除非你不干这行。就像电影明星，哪一个不争排名？你不争的话，观众自然把你排到后面去了，不争是不行的就是这个道理。尤清是党外新近爬出来的一个明星，我希望他不被牺牲掉。
● 你是担心尤清会被牺牲掉？
○ 尤清是不是会被牺牲，要看尤清自己。如果他明目张胆的组织新党，国民党可能就会对他动手。党外培养一个明星不容易，这样牺牲总是可惜的事。但我认为目前最可能牺牲掉的是苏秋镇，因为他特别暴露，一个人走在最前线，老康他们都胆小的、自私的不跟进，或跟的不够。孤军深入总是很危险的，虽然苏秋镇有一部马力很强的车子，还雇了三个保镖，他自己本人也构成一个庞然大物，也可以自保一阵。但是，陈文成例子照样会发生，不过那时候一定是四个，不是一个。回党外的基本结构采取明星制，你认为这是不是聪明的做法？回因为党外本身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只要是构成领导性、号召性、或有发言地位的，都变成明星。 “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已经抓了一大批明星，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残余的明星。明星要成名需要一段时间或特殊机遇，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明星，因为明星一被抓就等于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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