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总归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意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平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年，你注意到没有，这4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现在判我赢了，当然更高兴。这过程里面你会胜利。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在胜败上面能够怎么样公正。如果这样子，你就会很失望。
“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属于半真半假”
最近，人们对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情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的华人海外团体提名巴金角逐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李敖指出，巴金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巴金要获得，50年前就获得了。可李敖自己却要角逐，但他明确表示，这是半真半假。
记者：中国谁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老舍不错。
记者：有人说，你的观点是，说来说去还是你最够资格。
李敖：我本来就是个自大狂。
记者：你对台湾有感情吗？
李敖：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50年，从青春到老年，我都在那儿。那儿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有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孤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李敖“快速问答”
问：你的一生是否可以用“特立独行，快意恩仇”8个字来概括，或者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傲”，是吗？
答：（大笑）台湾流行一个“爽”字，这个字在国语里大陆没有台湾用得广。“爽”就是很痛快的样子，其实“爽”字也蛮能涵盖的。先解释“特立独行”，因为按照现在时代的变化，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小了。在古代，个人的力量还很大，像法国的伏尔泰，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现在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我认为这个时代把人变得张三跟李四一样，李四又跟王五一样，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要使他有不同、有个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所以我认为，有个性表现出来就是特立独行。可是特立独行又不是关著门自己照镜子，还要你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去，这个劲儿能够使得动才算。所以，特立独行要表现出来，实践出来，实践是检验特立独行的唯一标准（大笑）。“快意恩仇”也是，很多人受到教条影响，耶稣说，爱你的敌人啦，可以原谅你的敌人啦，可我认为，恩和仇是一件事，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感情太浅，有仇他可以不报，有恩他也会忘掉。这种人是一类人。所以“快意恩仇”是我这种把恩仇都看得很重要的人的表达方式。
问：内地有大量崇拜你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北京有一个研究生还自称“大陆李敖”，因为他出版了几本针砭时弊的书。你想对这些崇拜者说些什？
答：哦，我认为他们第一应该确定要超过李敖，应该有这个抱负。第二要认清：李敖是很难超过的（笑）。 问：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言行、选择，你能够给他们一点指点吗？
答：不敢。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你选择什么？有的人重视爸爸妈妈的意见去选择，很多人重视利害不想自己受到伤害，有的人把个人关系变得很和谐。我个人的选择是，什对我是最重要的呢，是谈真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所以谈真理是彻底判断是非。谈是非比感情、利害关系都重要。谈是非就要用很多方法来证明研究这个是非，所以要做很多的研究。一个人首先要确定选择什么。
问：能介绍一下你的藏书情况吗？
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藏书家，我觉得藏书家没有意思，应该是一个用书家。懂得用比较重要。很烂的书我也收，原因是它可以做反面教材，所以我有10万多册书。可能一般中国人很少有人有这多的书。
问：那，这多的书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呢？
答：没有。常常影响你的很少是全面性的，可能某本书的一句话，或者某本书的一个故事，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他对你没有意义。所以你很难确定你是受了哪一个个人或者单一的著作的影响。读书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博学，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到窍门那个地方去。多读书是很重要的。不过头脑要好，如果不好的话被书困住，变成书呆子了，因此我很自负地讲过一句话，任何人读我李敖读过的书的1／10，这个人可能就是书呆子，被书给骗了（大笑）。会读书应该是，这本书打开以后，那些关键的字，它会跳出来，跳到你的眼前。能掌握了这些，才是会读书的人。
问：你一生中官司挺多的，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打了多少个官司？
答：（大笑）没有统计，几十场是有的。现在台湾很不景气，是所谓的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处于“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13个。请注意我的动词，“剩下”13个。上次连那个所谓的“总统”李登辉，都被我告过。（记者问：判了吗？）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我是从那个国民党伪总统一路告起。
问：那，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答：其实官司是常常打输的，并不是常打赢。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你怎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更重要的在于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好不好？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虽然判他无罪，但官司前后打了四年，这四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笑）。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ＴＫＯ，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