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诺贝尔奖提名。
汤﹕恭喜、恭喜。
李﹕哈哈。我的那部书叫《北京法源寺》，由牛津大学翻译的。得不得奖，是以后的事情。诺贝尔奖成立了一百年，居然没有给中国人文学奖，我们好象要考虑考虑面对，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有一天我们总会记住这个事件。尤其是现在这种时代，不是一个政权想闭塞就可以闭塞的，可以专制就能专制的，没那么容易，在这方面，我认为还可以乐观一点。不过，要给时间，硬来就不行。
汤﹕现在我们从选战的战略来谈，您觉得您的参选大概能有百分之多少的选票？那么这些选票，能不能影响其它的参选人？
李﹕我的选票，应该不会。其实，我的选票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原来新党那些票。可是这些票大部分都倒向了宋楚瑜，我在参选前就有研究一定是这样。再就是我会抢到一些青年人的票，二十岁出头，有投票权，他们是大学生。他们认为陈水扁是英雄、是反叛者，我把他的真面目给戳穿了，所以这些人的票会投到我身上来。我可能是叫好不叫座，在选票上面不会得到很多票。因为他们会觉得，投了我，我又不能当选，这个票就损失了，怕张三当选会投李四，李四就是宋楚瑜。
汤﹕我想您的参选本身就有相当大的轰动和影响效应，那么您刚才很谦虚地讲有大的影响力，但不会叫座。但事实上，您奠定了一风范，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介入现实政治中，推动政治的发展。所以，您如何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责任感？
李﹕知识分子事实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唱反调。为甚么唱反调？你看干哪一行，好比说美国大法官赫尔姆斯，他在八个其它大法官投赞成票的时候，他即使在理论上赞成，也投反对票。他认为九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表示有异意，有这个异意的精神，是作一个大法官很重要的态度。知识分子要表达异意，知识分子跟政府合作，或者跟当权者合作，就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在我看起来那不是知识分子。
汤﹕哈，哈。
李﹕所以，就好象孟子讲，作医生的是希望要人活，卖棺材的是希望人死。为甚么，不死人就没有生意。干哪一行，就要做哪一行的事情。知识分子不唱反调，你作甚么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我在台湾，对中国人而言，最大的贡献就在这方面。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跟当权者合作混官做，混饭吃，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就是这个原因，我看不起他们。
汤﹕您能不能把您自己个性，毫不客气，我想您本身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这是读者敬爱您的重要原因，您能不能把您的性格和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比较狭隘阴柔性格的知识分子作些比较呢？您的性格特点？您觉得哪几种文化的资源造成了您这样的性格？
李﹕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方法。传统知识分子要靠别人吃饭，要靠当权者给你饭吃，统治者给你的胃有局限，他一捏住你，你就没有饭吃。你这样怎么能唱反调，怎么能斗争？我的本领，就是我一直能作一个很凶悍的、很有技巧的，单干户、个体户，跟他们干。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是，是。
李﹕一般人没有这个本领。一般人都是投靠当权者，或者为了利害，或者为了金钱，或者忍不住寂寞，他们就这样做。可是我个人不同，我是保持这一点，我不靠你吃饭，我有一点小钱，这一点小钱，不能作投资，也不能兴风作浪，可是能使我保持独来独往，不需要看任何脸色。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汤﹕是，很感人。您曾发动义举，把您收藏多年的非常珍贵的字画拍卖以后，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一百万美元。
李﹕就是一百万美元。
汤﹕捐助给那些曾经受苦受难的慰安妇。
李﹕是的，没有错。
汤﹕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一个越是有分享性的人生，他就是强大的人生和美丽的人生。
李﹕一般人觉得，我们要爱人，不要恨人，这是错的。我觉得，爱和恨都是很重要的力量。恨，不是坏的力量。好比说，我义助慰安妇，就是因为我恨日本人。日本人这样蹂吝中国妇女，然后李登辉这些狗东西，这些浑蛋，还要在台湾修改教科书。而这种事提都不要提，怎么可以呢？我们被人家蹂躏，怎么能提都不能提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要面对，结果日本人就搞鬼，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说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很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现在把它弄清楚。日本人在慰安妇方面，他交不了差就骗这些慰安妇，说我们每个人给你们台币五十万，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理由是说，当年我们把你们拉去作军中的性奴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和你们的商业行为。弄得这些慰安妇很不愿意，明明是被屈辱，可是那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都是衰病贫穷，老了以后孤苦无依。有的一辈子没来过台北，乡下人。这个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吸引她。所以我后来就提出办法来，你要让她不要这个钱对她也不对，她要这个钱呢，又失掉了尊严。我说，好了。我们来搞五十万给妳，同样的钱，妳要我的，不要拿日本人的。所以我拿出具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钱哪来呢？我去募捐，用俗话说也不尽人情，你要做好事为甚么要我们捐钱？这样，我拿出艺术品来卖给你们，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汤﹕是。
李﹕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个字值多少钱？没有定价钱嘛，我用一百万卖出去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你要表达你的爱和恨，要用方法不是嘴巴说的。讲空话就不能做，我个人能够在台湾存在，大家以为我是会写文章的人，那就错了。本人固然能写文章，更能跟别人周旋、纠缠，哈，这样我能存在，很务实。
汤﹕您刚才讲到台湾的民族性，也讲到大陆民众的民族性。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洞察时事这种眼光，您是不是看到这个民族带有太沉重的历史的阴影，您会不会有恨其不争的感觉？
李﹕当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问题，是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用民族性来解释，基本上人性就是这样子吧，比如说﹕喜新厌旧，好逸恶劳，希望发财，喜欢有成就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现。只是政治上的纠缠，这种表现发展的不正常而已。
汤﹕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后记中写到，李敖写于中国台湾。您最近发表在《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死也要死在中国我的家园，这些很感性的语言，令海内外华文读者感动得要流眼泪。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对于国与家的思想、国与家的区分和国与家的关联？
李﹕国与家基本上他是冲突的。因为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也谈到，我提到了一个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大陆的一对青年情侣他们觉得在祖国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结果这个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体最后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说死也要死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于一对小情侣而言，他们觉得祖国对他们太苦了，譬如说他们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个，一胎化嘛，他们希望多子多孙。这个观念能说错吗？不能说错。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孙的话，那不得了啦。现在我们祖国已经一天就生出五万个人，加上私生子已经不只五万了，这样生的话，那就不得了。一切进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贫妇、愚夫愚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时候，政治上只有强制执行，有甚么办法呢？大陆的一胎化就是这样来的嘛。
汤﹕刚才讲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体现甚么样的精神和情操？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情怀。
李﹕我主要提出来，现代人类有没有那种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种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可以作牺牲。现代人已经不以那种方法作牺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谓的可歌可泣，就是因为有那种人。好比说文天祥这个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现在看起来是不成立的。可是有这种人，我们觉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好笨呵，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当时有这种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诉了人类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我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提名，也是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虽然现代的社会如此发展，大家在感情上变得很粗浅，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搞出来的镭以后，她放弃专利权，她的专利可以发很多财，可是她不要。要专利是很正常的，她经过了那多年的辛苦，从一个下女出身，最后变成一个大科学家，搞出镭来有点福利搞点享受大家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放弃了这个专利，不是更伟大吗？人类有这种人，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把他们表扬出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里想表达的。
汤﹕李先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作一个比较，从您现在生活的台湾的政治社会和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台湾的政治社会比较，当时警总跟踪您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来监督您，您觉得目前您的言论发表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自由度怎么样？
李﹕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的。虽然从比例上来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从这种比例上看，我觉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为甚么？我举个例子，台湾电视台四个无线电视台，三个是台视、中视、华视国民党控制的，你李敖进不来。另外一个开放给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现在被那些台独份子像蔡忠（？）他们把持，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它开放的七十几个台里面找一个落脚点，所以我找来找去只能有两个台请我来作节目。他们还要出来打压，说起来，我李敖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呵，不是吗？我写了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查禁。我这种标杆，别说是在台湾、在整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想想看，有哪一个人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湾不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打压你很简单，你讲话可以我们不抓你，可是你没有机会讲，没有工具讲，没有台给你讲，你等于跟没有自由一样嘛。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