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KILLER》，《杀人者》，全是对话，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8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20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待续）（孙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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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记者首访李敖（六）：为诺贝尔奖拼死拼活太笨
编者按：“坐过两次牢，禁过96本书；休过两次学，著作千万余字；大学时身着长袍，考研究所时主考官不敢出题；年老了穿着红夹克，骄傲地告诉每一个人：‘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
这就是李敖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一直如雾里看花般的台湾文坛巨匠。近日，新华网驻台记者孙承斌在台湾完成了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独家专访。
大陆记者首访李敖（一）：不吃陈水扁的“糖衣炮弹”
大陆记者首访李敖（二）：我是个讲是非的人
大陆记者首访李敖（三）：他们没有资格做敌人
大陆记者首访李敖（四）：有书写我跟西门庆一样
大陆记者首访李敖（五）：鲁迅被高估 茅盾文字很烂
为诺贝尔奖拼死拼活太笨准备多写小说
——诺贝尔奖…写作计划
问：您的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大陆有人评论说您非常在意这个奖。
答：他们说不在意是假的。我们很坦白讲，就好比我在台湾，说你反对国民党害不害怕？说我不害怕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可是害怕我还要做，这就是我。
问：真实的。
答：是真实的。假如我说把诺贝尔奖当作破鞋来看，是错的，我珍惜这个。因为它累积了一百年，名气形成了，所以它不是一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十几个学究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性的东西。因为（是）世界性的东西，它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100年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就好象运动会一样，奥运，我占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拿了那么多金牌，你美国举办两次了，你还跟我抢，你什么意思呵？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服气。
还有一点，我记得清朝的龚定庵讲了两句话，“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好比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博士给了毛泽东，我举个例子，“科”这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它）这个名气也跟着重了，因为他人重。“人以科传”，（人）以名气来传的时候，“人可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好比说，谈到高行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人还问：谁是高行健？我告诉你，我李敖得了（提名）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不是世界性的。美国人听了以后会问：李敖是谁？可海明威就不会，因为海明威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所以如果你这个作家靠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为你单一头衔，“人可知”，你这个人不高嘛，格调不高嘛。
这就是我的答复。就是说，说我不重视它是错的，因为它名气形成了；说我为它而写作，错的。我这本书就骂它，骂诺贝尔奖：你们怎么给达赖喇嘛，你们给错人了。我的意思，我们觉得很不公道，就好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中华民国”运动会呢？为什么要参加奥运呢？奥运就是我要跟你抢这个名气。所以，我觉得大陆朋友的这个看法，他们没有深一层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拚死拚活，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笨！
你看这本书，就是去（前）年得诺贝尔奖的，写这个《铁皮鼓》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送给我的。他前后申请了26年。也是有名的作家，就因为他有原罪，他给纳粹做过军夫。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了。这个东西给不给人，主观的判断太强了。这一次高行健的原因，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很明显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只不了解我，而不了解诺贝尔奖的具体。
问：他们带着偏见来看。
答：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看法呢？就表示他们在那个地区里面所形成的这种认识不够的评论。
问：您说您不喜欢订计划。您下一步的创作有什么方向吗？
答：我从现在起，同时要写好几本小说。
问：以小说为主？
答：因为小说的语言是世界性的。我承认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来写这么多书，有一部分，虽然我举例，可这个例子都是台湾的例子。我觉得不好，它不是世界性的。小说这个东西可以越过地区（的界限），所以我比较采取小说的方法。还有，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太喜欢写那种历史性的、考据性的东西，因为它很烦人，靠资料。所以你看，英国那个哲学家罗素就是这样，它一开始写数学原理的，写完以后他又开始写杂文，一路写到底。他写那个《西方哲学史》，也比较行云流水的写法，不是那种学究式的写法。原因就是他觉得应该放开，很自然地来写东西。不需要那么样子地雕琢式地写东西。
问：您下一步主要准备多写几部小说？
答：嗯，希望如此。（待续）（孙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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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记者首访李敖（七）：台湾太笨听不懂一国两制
编者按：“坐过两次牢，禁过96本书；休过两次学，著作千万余字；大学时身着长袍，考研究所时主考官不敢出题；年老了穿着红夹克，骄傲地告诉每一个人：‘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