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是先天的，不是的。好比说，我们打你一拳，那个喊疼的这个反应，“天呀”，“妈呀”，“疼死我了”，都不一样的。山东有个地方，你打他就喊FEN，FEN就是疼。我还有时用个比喻，好比说有性变态，拿一个风衣，在小巷子里对女孩子这样子，暴露狂。北京女孩子看到，她会讲“呀”；台湾女孩子就“哇”，或者台湾说“哇噻”。她这种惊叹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天可以训练出……，把人训练成钢铁。
问：那您是怎么训练的？
答：训练的方法很多种。一般人错误的方法是写日记，是错的。好比说，失恋了，就写日记，劝自己；苹果不见了，我写日记拚命（劝自己）不要想苹果。不对的。把日记丢掉，出来找香蕉，找鸭梨。找到鸭梨，苹果自然就没有了，就忘掉了。过去我们的修养方法、训练方法都是自省的、内省式的，象宋朝儒子（说的）“慎独”，这是错误的修养方法。真正的修养方法，就是战场上练兵的这种，而不是在军校里面练兵。军校练兵，到了战场上，枪一响后边就屁滚尿流，那不行。所以我认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实践。
漫談文學與技法
问：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思考性的东西。现在文学流派很多，您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答：有一个英国文学的流派，尤其２０世纪后半叶这种流派，觉得文学不是一些故事，不只是情节，也不是长篇大论，文学是要表达美，为文学而文学，（表达）心境的，甚至意识流，内心的状态。这种说法变成文学的主流，我不以为然。你看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写的那个《奉使记》，我觉得好无趣，它只是内心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我们北方讲叫“倒磨”一样，驴拉磨一样，转来转去，我觉得很无趣。
当然，那是一种（流派），根本就没有情节，老围着一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方法，可是我觉得那种小说很无趣，并且他太狭窄了。象美国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人家问他说你的书读不懂，读了三遍还看不懂，他说那你读第四遍。象高行健他们说，我们没有主义。可是他们有主义的，他们的主义就是我的小世界，请你不要侵犯我的小世界，ＬＥＴ ＭＥ ＡＬＯＮＥ，就这个小世界。所以我骂那个川端康成，日本当时他同一代的文学家都开始出来关心普罗大众了，关心军阀的霸道了，结果别人被牺牲掉了，他孬种，他就关心女人大腿，很细腻地描写女人大腿，结果他存活下来了，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高行健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当然，我承认，人有他的小世界。这也是文学的一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级的文学家，他应该关心到这个……
问：应该关注整个人类。
答：对，不能够完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过分狭窄。可是那种关怀不当也会变成教条，变成教条文学，
也是不好的。
问：不能沦为为政治服务。
答：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空间去发展这种类似１９世纪小说的这种结构。你看我的小说就这样子。人家说，你的小说里面怎么有一两页的讲话？我说你去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连讲了８页，一共，我给数了，７９００个字。那你说，你李敖的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与说理，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ＫＩＬＬＥＲ》，《杀人者》，全是对话与说理，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
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为诺贝尔奖拼死拼活太笨 准备多写小说
——诺贝尔奖·写作计划
问：您的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大陆有人评论说您非常在意这个奖。
答：他们说不在意是假的。我们很坦白讲，就好比我在台湾，说你反对国民党害不害怕？说我不害怕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可是害怕我还要做，这就是我。
问：真实的。
答：是真实的。假如我说把诺贝尔奖当作破鞋来看，是错的，我珍惜这个。因为它累积了一百年，名器形成了，所以它不是一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十几个学究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性的东西。因为（是）世界性的东西，它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１００年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就好象运动会一样，奥运，我占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拿了那么多金牌，你美国举办两次了，你还跟我抢，你什么意思呵？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服气。
还有一点，我记得清朝的龚定庵讲了两句话，“科以人重科以貴，人以科传人可知”。好比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博士给了毛泽东，我举个例子，“科”这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这个名器也跟着重了，因为他人重。“人以科传”，（人）靠名器来流传的时候，“人可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好比说，谈到高行健，第一个反应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人还问：谁是高行健？我告诉你，我李敖得了（提名）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不是世界性的。美国人听了以后会问：李敖是谁？可海明威就不会，因为海明威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所以如果你这个作家靠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为你单一头衔，“人可知”，你这个人不高嘛，格调不高嘛。
这就是我的答复。就是说，说我不重视它是错的，因为它名器形成了；说我为它而写作，错的。我这本书就骂它，骂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