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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还表现在对个性化的强调。比如，凤凰的新闻播报方式不同于任何国内电视台，主持人常常会保留他们来自内地或者台湾的播报风格，凤凰没有把他们整齐划掉，而是作为他们个人独特的风格予以保留和包装。这样的个性化方式使得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有了不可替代的亲和力，形成清新的风格。
融合也出现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交流方式上。凤凰的编辑队伍和评论员队伍以海归派为主，国际化的思维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与海外华人无障碍沟通。凤凰的评论员马鼎盛是香港人；李敖、石齐平、赵少康、陈文茜是台湾人；马一龙是美国人；他们的思维和内地人不一样。把这样的人吸纳进来，对开阔凤凰的视野有着极大的裨益。
台湾来的女主播，在人文关怀、感情细腻这方面，有淑女气质和传统教育的文化痕迹。那份恰到好处的“嗲劲儿”，不是内地的女孩子能模仿出来的。很多观众就是喜欢看台湾女子的女人味，喜欢她们在感情方面独特的温馨，这就是感情层次的互补。即使是内地人，刘长乐也主张不管是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哪里的人都要有才好，代表地域文化的成分越多越好。
刘长乐说，我们这一代来自内地的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不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外，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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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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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者，不能把西方的行为准则和开放观念强加于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历史、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的国家。
默多克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在笔记中写下了以上的话。
在美国，几乎所有我们认为消费者希望阅读和收看的印刷品和影视作品都可以出版或播出，这种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而在英国，政府有权对每天晚上9点以前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限制，而且可以限定报纸对纯粹私人性的问题报道到什么程度。
由于拥有的是一家全球性媒体公司，默多克不得不考虑各国之间差异巨大的文化与风俗。
凤凰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界故事。中国和平崛起的皇皇大业，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两岸三地文化融合的高度、厚度和色彩，是凤凰成功的根本所在。而世界努力接纳中国的尝试，是凤凰能够在国际传媒之林中占得一席之地的前提。
刘长乐相信，善意总是能够得到回报和回应的。
凤凰出现的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开明政治的一个体现。这是谁也不能忽略的。
回望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才知道，我们真的已经走向了民主和文明。
融合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人类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人类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融合中求利益，进而互相尊重，达到和谐。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人们也容易接受。但是在现实中，融合却是一次打破传统和惯性的艰辛的长征。
刘长乐深知，融合的前提是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前提是实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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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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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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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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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说：“全球化使得变化更加迅速，既产生了更多的机会，也增加了更多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
简而言之，美国人认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
全球化浪潮，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忧虑。英国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全球化意味着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他说，谁会想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竟会使北欧拉普兰地区的驯鹿和法国的蔬菜变得无法食用呢？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小，物质文明的疯长和精神文明的萎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癌扩散。
默多克：传媒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假如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体系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价值观，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21世纪先进国家而言，一个强劲繁荣的传媒产业不仅仅意味着有利可图，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艺术和知识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们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一个国家的传播能力——分享它的历史遗产，表达它的智慧，以及在国内外交换特殊人才，是这个国家能否进入世界强大国家行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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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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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六：全球化不是美国化
刘长乐：对于电视媒体与全球化的关系，近年来我经常思考。譬如，究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如世界银行、跨国公司、信息技术等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建设性的改观，那么当我们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时，却不能不保持一点审慎的态度。因为经济是硬的，它的繁荣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有阶段性。而文化是软的，其影响所及，可以在一个民族精神里绵延几千年。现在的文化全球化不是对等的全球化，而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倾泻的趋势，这是令人忧虑的。文化是不是也会“达尔文化”？这是一个难以定论的东西。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这份沉重谁能忽视得了？
默多克：传媒全球化带给世界人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印度人民现在为《百万富翁》这个外来的节目而疯狂。中国有13亿人口，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电视行业还刚刚起步。虽然中国有优秀的中央电视台，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电视台，但这都还不够，中国的电视空间实在是太大了。据我们了解，中国约有1亿个家庭能收看有线电视，但有2亿个家庭既看不到有线电视，也看不到卫星电视。这些人没有选择，城里人却有很多选择。我们希望能把节目带到这些没有选择的人面前，给他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
刘长乐：当然，我们也希望为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而出力。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我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华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非常喜欢，他们摆放的家具、古玩、字画都是中国的，并把这些视为高消费奢侈品；一种是极度的鄙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复杂的内涵。这种现象让我想起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目前还只是弱势文化，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西方传媒和西方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很大了，人们自然会忧虑：如果卫星电视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是否对中国文化造将成伤害。
默多克：我们不是在推行一种文化霸权。我对中国的媒体解释过，我们不是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体育，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的信息。我们希望做的只是给没有选择的人们提供选择，传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能使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尽自己所能去满足人们的智力需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来自一个记者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认识到如果能为增添人们的快乐、丰富人们的知识、促进人们的文化理解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传媒业就是一个能使世界更美好，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一直这样努力下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
刘长乐：全球化大趋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出现在每个人的家里——电视机上。比如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让我们觉得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传媒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把事发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把浩大世界缩小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当中了。
默多克：卫星电视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假如没有卫星电视，仅仅是互联网或者纸媒介的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迅捷。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模式都不能与英语国家的发展模式相媲美，而美国正是这个优秀模式的缔造者，是这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浪潮的领导者，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在参考美国的经验。中国也在学习美国的一些做法，比如CBA篮球全国联赛，比如火车票价格听证会，比如在办公桌上放置国旗等等。中国是大国，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应该更有借鉴作用。
刘长乐：大众传媒对全球化社会起着促进作用的同时，全球化也反过来冲击媒体独立公正的视角和内容。比如随着中国内地对外商投资不断开放，包括媒体产业在内，各行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也越来越趋于连锁的形式。大众传媒在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更新的同时，如何保持冷静公正的观点，对当今的社会至关重要。
默多克：我认为“本土化”的意思就是，在中国我们就要做中国人的媒体。很简单，就是这样。我们要尊重中国的文化，尊重中国的趣味。我们会带来一些制作上的新技术，比如说图像技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很多中国媒体可以学习这种制作技术。
刘长乐：对。我觉得在文化产品的这一部分里，基本都坚持了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在运用现代电视技术、影像技术、卫星传播技术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底蕴。正是这种完美的结合方式，才使得“凤凰”这个品牌能够受到中国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