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惶惑地意识到，在他沉溺于削制弓体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发过誓要随时记住的东西——可怜的琳妲，自己对妲那凶狠的冷酷，还有那些在她死亡的神秘环境里像虱子一样爬来爬去的讨厌的多生子。他们的存在不仅侮辱着他的哀伤和悔恨，而且侮辱了神明。他曾经发誓要记住这些，而且要不断做出补偿。可现在他却在削制弓体的时候竞唱起歌来了，的确唱了……
他进了屋子，打开齐末盒，放进了一些水，在火上煮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从帕特南同一波坎诺夫斯基小组来的三个德尔塔减农民到爱尔丝特去，偶然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山顶上废弃的灯塔外面，光着上身，用一根打结的绳子鞭打着自己。背上横着猩红的鞭痕，一条条鞭痕滴着缕缕的鲜血。卡车司机在路边停了车，跟他的两个同伴一起搭拉了下巴，盯着看这个罕见的奇景。一、二。三，他们数着。打到第八鞭年轻人停止了自我惩戒，跑到树林边去，猛烈地呕吐起来，呕吐完了，回来又抓起鞭子狠打。九、十、十、十二……
“福帝！”驾驶员低声说，他的弟兄们也有同感。
“福帝呀！”他们都说。
三天以后，记者来了，像兀鹰落到了尸体上。
尸体已在鲜叶燃成的文火上烘干，可以用了，野蛮人在忙着做箭杆。三十根樟树条已经削好烤干，用尖利的钉子做了箭镞，弦口也仔细地刻好了。有天晚上他袭击了帕特南家禽场，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制造一个武器库的羽毛。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往箭杆上安装羽毛。那人的气垫鞋没有声音，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早上好，野蛮人先生，”他说，“我是《每时广播》的记者。”
野蛮人仿佛叫蛇咬了一口，跳了起来，箭、羽毛、胶水罐和刷子掀了一地。
“请原谅，”记者说，真心地感到过不去，“我不是故意的……”他用手碰了碰帽子边缘——那是一顶铝制的烟囱帽，镶嵌了无线电收发报机。“请原谅我不能脱帽致敬，”他说，“帽子有点重。噢，我刚才在说，我代表《每时广播》……”
“你要干什么？”野蛮人皱着眉头问。记者用他最讨好的微笑回答。
“当然，我们的读者会非常感到兴趣的，如果……”他把脑袋偏到一边，微笑得几乎有点献媚的意思。“只需要你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他做了几个礼貌性的手势，迅速把两根电线解开（电线连．接着系在腰间的移动电池上），分头插进他那铝制帽子的两侧。然后碰了碰帽子顶上一根弹簧，呛，一根天线射了出来；他再碰了碰帽檐上的一根弹簧，一个麦克风就像玩具弹簧人一样蹦了出来，悬在离他鼻子六英寸的地点，摇晃着。他再拉下受话器盖住耳朵，按了一下左边的按钮——一种轻微的黄蜂般的嗡嗡声出现了；再扭了一下右边的把手，嗡嗡声便为一种听诊器里的咝咝声、咯咯声、打嗝声和突然的吱吱声所代替。“哈罗，”他对麦克风说，“哈罗，哈罗……’帽子里突然响起了铃声。“是你吗，厄泽尔？我是扑莱莫·梅隆。对，我找到他了。现在野蛮人先生要接过话筒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是吗？”他又堆满他那讨好的微笑看着他，“请告诉我们的读者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是什么叫你这么突然离开伦敦的，（厄泽尔，听着！）还有，当然，那鞭打。”（野蛮人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鞭打的事呢？）“我们都非常迫切想知道关于鞭打的事。然后再谈点关于文明的问题。你知道那类东西的。‘我对于文明姑娘的看法，’只说几个字就行，只要说几个字……”
野蛮人照他的话办了，只说了几个叫人烦恼的词，一共五个，再没有多的——就是他对伯纳谈起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时的那五个词。“哈尼！松厄索策纳！”他揪住记者的肩膀一扭，扭得他转过身子（那年轻人出面时包装得很招人爱）．像个职业足球冠军一样，鼓足力气准确地踢了出去，给了他狠狠的一脚。
八分钟以后最新版《每时广播》已经在伦敦街头出售。第一版通栏大标题为：“《每时广播》记者尾骶骨惨遭神秘野人踢伤”，“轰动苏瑞”。
“连伦敦也轰动了。”记者回家读到这话时想道，但是那“轰动”却疼得厉害，他坐下来吃午饭时得非常小心。
他的另外四个同事却没有因为他尾骶骨上那警告性的损伤而胆怯，当天下午便分别代表了《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维闭连报》、《福帝科学箴言报》和《德尔塔镜报》来到灯塔采访，受到了几次接见，一次比一次粗暴。
“你这个不通情理的混球，”《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揉着还在痛的屁股，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大叫，“你怎么不吞点唆麻？”
“滚！”野蛮人摇着拳头。
对方倒退几步、转过身子。“吞下一两克，坏事就不是现实的了。”
“阔哈夸咿呀特拖可呀仪！”口气带着讽刺，咄咄逼人。
“痛苦就成了一种幻觉。”
“啊，是吗？”野蛮人说，拾起一根樟木条子，大踏步扑了过来。
《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急忙往他的直升机里躲去。
然后野蛮人有了一会儿平静。几架直升机飞来，围着灯塔探索地悬浮着。他对最靠近的一架烦扰人的飞机射了一箭，射穿了机舱的铝制地板。一声尖叫传来，飞机以其超级充电器所能提供的最高加速度像火箭一样蹿上了天空。别的飞机从此以后便总保持在一个敬而远之的距离。野蛮人不理会飞机的嗡嗡声，一味地挖着他未来的菜园子。他在想象中把自己比做了玛塔斯吉姑娘的求婚者之一，在有翅膀的害虫包围之下岿然不动。过了一会儿，害虫们显然是厌倦了，飞走了。他头上的天空连续好几个小时空空如也，除了云雀叫，再也没有声音。
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空中有了雷声。他已经挖了一上午他，现在正四仰八叉躺在地板上睡觉。对于列宁娜的思念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列宁娜赤裸着身子，可以触摸到，她在说，“亲爱的“伸出你的手臂拥抱我！”她穿着鞋袜，洒了香水。不要脸的婊子！可是我我！她那两条胳臂竞搂住了他的脖子！啊，她向他抬起了那乳房，仰起了嘴唇！列宁娜！我们的目光和嘴唇便是永恒……不、不、不、不！他翻身跳了起来，光着半截身子跑了出去。荒原边上有一丛灰白的杜松。他对它冲去，刺进他怀抱的是一片绿色的松针，而不是他所渴望的滑腻的肉体。无数尖利的松针扎着他，他努力想着可怜的琳妲，喘着气，手乱抓，眼里有说不出的恐怖。可怜的琳组，他发誓要记住的琳妲！但是萦绕在他心里的仍然是列宁娜那身子。即使松针扎得他生疼，他那畏缩的肉体感觉到的还是真切得无法逃避的列宁娜。“亲爱的，亲爱的，既然你也想我，为什么就不……。”
鞭子就挂在门边的钉子上，好在记者来时取用。野蛮人一发狂，跑回屋抓住鞭子，唰的一鞭，打了结的绳咬进了自己的肉。
“婊子！婊子！”每抽一鞭便大叫一声，好像抽的是列宁娜，（他多么疯狂地希望那就是列宁娜，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白生生、暖烘烘、喷了香水的列宁娜！他就像这样抽打着她，那不要脸的列宁娜。“婊子！”然后是一种绝望的声音说，“啊，琳妲，原谅我”上帝呀，我讲！我邪恶，我……不，不，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婊子！”
这整个过程已被感官电影公司最行家里手的大腕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特观察到了。他正躲在三百公尺以外精心建造的掩体里。耐心与技巧获得了报偿。他在一棵伪装橡树的树洞里坐了三天，在石南丛里爬了三夜，把麦克风埋藏在金雀花丛中，把电线埋在灰色的软沙里。七十二小时里他备尝了艰辛，现在伟大的时刻来了——这可是自从他拍摄了咆哮震天的立体感官电影猩猩的婚礼之后的最伟大的时刻，达尔文·波拿巴特在他的工具之间活动时想道。“精彩！”野蛮人一开始那惊人的表演，他就对自己说，“精彩片他小心地调着望远摄影机的镜头，盯紧了那移动着的对象。他开动了更大的功率，逼近拍摄了一个疯狂歪扭的面部特写（太好了！）；随即转为半分钟慢镜头（他向自己保证会产生绝妙的喜剧效果），同时细听着记录在他的胶片边上的鞭打声、呻吟声和呓语声。他把那声音稍微放大一点听了听（喔，精彩多了，绝对）而在暂时的平静里他又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尖声欢叫，他感到很高兴；他希望野蛮人会转过身子，让他给他背上的血痕拍个漂亮的特写——而几乎就在他转念之间（多么惊人的幸运！）那位通情达理的家伙竟真地转过了身子，让他拍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特写。
“噢，了不起片拍完之后他自言自语说，“的确是了不起！”他擦着脸。到摄影棚配上感官效果准会成为一部精彩的电影的。几乎跟《抹香鲸的爱情生活》一样捧，达尔文·波拿巴特想道——而那，福帝呀！说明的问题可就多了！
十二天以后《苏瑞郡的野蛮人》已经放映，可以在西欧任何一家一流的电影宫里看见、听见和感觉到。
达尔文·波拿巴特的影片立即产生了效果，巨大的效果。电影放映后的当天黄昏，约翰在乡下的孤独突然被头上一窝蜂出现的直升机打破了。
他在他的园子里挖地——一边挖地，一边挖掘着自己的心，苦苦翻掘着他的思想的实质。死亡——他铲了一铲子，又铲了一铲子，又是一铲子。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一声有说服力的霹雳通过这话隆隆炸出。他铲起了另一锹土。琳妲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要让她慢慢地变，变得越来越没有个人样，然后终于？……他打了一个寒碜。一块大可亲吻的臭狗肉。他把脚踏在铲子上狠狠地往结实的土地里踩。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顽童眼里的苍蝇；他们杀死我们只为了取乐。又是一声炸雷。那可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在一定的意义上比真理还要真实。可是那同一个格罗斯特又把他们叫做永远温柔的神灵。你最好的休息是睡眠，你也常常渴望睡眠，可你又愚蠢地怕死，而死只是不存在而已。死亡不过是睡觉，睡觉，也许还做梦。他的铁锹铲在一块石头上，他弯下身子要拣起石头。因为在那死亡的梦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梦？……
头顶的嗡嗡声变成了轰鸣；一片阴影突然遮住了他，有什么东西插到他和阳光之间了！
他吃了一惊，停下挖土和思想，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使他头昏眼花，混乱糊涂。他的心还在另外一个世界游荡，在那比真实还真实的世界里，还集中在死亡与神灵的汗漫天涯里，抬头却看见了那黑压压一大片悬浮的直升机向他的头顶逼了过来。直升机像蝗虫一样飞着，悬浮在空中，在他四面八方降落，落到石南丛里，然后从这些硕大无朋的蝗虫肚子里走出了穿白色黏胶法兰绒衫的男士，和因为怕热穿着人造丝山东宽袍、天鹅绒短裤、或无袖坦胸连衣裙的女士——每架飞机一对。几分钟之内已经下来了好几十对。他们围着灯塔站成了一个大圆圈，瞪着眼看着，哈哈地笑着，照相机咋哒咋哒响着，向他扔着花生、性激素口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