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合作。
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因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一份报告，对零售型改革的很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我们从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什么？首先，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并不能保证你的国家能够摆脱贫困。
每年，埃及都会保证大学毕业生100％就业，但经济近50 年的缓慢增长已经使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沼。
“如果摆脱贫穷仅仅是工作岗位数量的问题，那就太简单了。”克莱因和比塔·哈吉迈克尔在他们为世界银行所做的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私营部门》中说，“比如，如果需要的话，国有企业可以吸收所有的无业人员。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而是在有效率进行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的就业，这种就业才会提高生活水平。国有企业和接受国家补贴的私人企业不足以支撑超过实际需要的工作岗位，过重的负担使它们难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仅仅把国外资本吸引到国内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甚至对教育的大量投资也无济于事。
“生产力的提高、摆脱贫穷不是简单地把各种资源堆在一起就可以解决，”
克莱因和哈吉迈克尔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换句话说，在进行了批发型改革之后，政府必须继续为人们提供一个受法律保护的，遵守游戏规则的经济环境，使私营企业和个人可以放心地从事各种竞争，真正的经济增长才会到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去创新，公司的数量才会逐渐壮大，并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利的支撑。真正的工作岗位是从这里产生的。教育改革只是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人们感到创业是容易的，是有利可图的，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时，改革所需的各种条件才算齐备。面临竞争压力的公司只有更多更快地创新才能生存下来。
国际金融公司是在对130 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该项研究的题目叫做“经商2004”，国际金融公司在每个国家中问了5 个最基本的问题：①从当地的法律、市场规则和许可证费用的情况来看，创办公司是容易还是困难？②能否自由地解雇和雇佣工人？③合同的执行是否困难？④信用体系是否完善？⑤是否有健全的企业退出制度？凡是在这5 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一定进行了零售型改革，反之，仅仅停留在批发型改革阶段的国家是不会在平坦的世界里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公司的评判标准得到了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有力支持，埃尔南多。德索托在这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秘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明，如果改变经营环境，理顺游戏规则，让穷人们有机会参与合作，情况自然会好起来。
“经商2004”试图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来阐明它的观点：。特库是雅加达的一个企业家，想开办一家纺织厂。他已经联系到了客户，进口了机器设备，制定了前景美好的商业计划。当特库要为他的企业注册的时候，开始与政府打交道。他先从司法部领取了标准表格填好，并作了公证，证明他是当地居民，没有犯罪记录。然后，他获得了一个税号，再申请营业执照，并在指定银行存入最低注册资本（人均国民收入的3 倍）。
接着，他在官方通报上发布了公司章程，支付了印花费，再到司法部注册。
90 天后，他需要填写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文件。168 天后，他的企业终于可以合法营业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原先联系好的客户已经和别的公司签订了合同……
艾娜是巴拿马的一个企业家，她注册建筑公司只需要19天的时间。由于公司的经营蒸蒸日上，艾娜想多雇佣些人员，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但是当地的法律要求有固定期限的佣工合同必须是特种工作岗位，而且期限最长为一年。与此同时，艾娜公司里的一名工人经常无理由早退，并因此影响整体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了替换掉这名工人，她必须事先通知工会，并得到工会的同意，然后再支付5 个月的解雇赔偿金。思前想后，艾娜决定不再雇佣更有能力的应聘者，还是让这名不称职的工人继续留在公司里……再看看一个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商人阿里，他可以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但是他的一个客户拒绝为晚送到3 个月的设备支付货款。法院解决这个付款纷争动用了27 道程序，花费了550 多天。几乎所有的程序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都必须提供大量的合法理由，都必须聘请律师。
经过这件事后，阿里决定以后只和他熟悉的老客户打交道……蒂姆尼特是埃塞俄比亚一名年轻的企业家。她想通过向银行贷款发展自己前景不错的咨询公司。
由于当地没有个人信用记录，所以她无法证明自己的信用状况。同时，尽管她的公司拥有大量的应收账款，法律禁止以此作抵押向银行借款。最终，银行认为，如果蒂姆尼特失信，银行是无法收回贷款的，因为法院的工作效率很低，法律也没有给债权人足够的保障。借贷申请被驳回，公司的发展只能原地踏步……印度商人阿维克注册了公司，雇用了工人，签订了合同，得到了贷款。但是当他发现公司赚不到利润经营不下去时，却必须面对长达10年的破产程序。最后阿维克逃走了，留下了没人管的工人，没人还的银行贷款和欠下的税金……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地区经过20多年的宏观经济改革并没有减少贫困，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零售型改革。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报告，如果你想创造出有生产力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想促进新公司的成长（这公司能够创新、竞争和制造财富），那么你需要一个有着完善合理游戏规则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办公司十分容易，并随时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公司业务，由于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经营不善的公司随时关门，这样可以把资本释放出来用到能够创造价值的领域。国际金融公司并不是呼吁全面否定现有的各种机制，而是改革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制度，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便于人们利用各种合作机会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
国际金融公司说，“在澳大利亚开办公司，办理手续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海地需要203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215 天，在丹麦为创建新公司办理手续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在柬埔寨缴纳的费用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 倍，在塞拉利昂交纳的费用则是人均收入的13 倍。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占世界30％ 多的经济体不对新建公司设立最低资本要求。相反，在叙利亚，最低资本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6倍……捷克和丹麦的公司可以自由地与工人签订要求定期合同只适用于特种工作，期限最长为一年……在突尼斯，出现违约时，法院强制执行原合同的时间只需要7 天，荷兰需要39天，而在危地马拉几乎需要1500天。在奥地利、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执行合同时花费的费用不到争议合同金额的1％，但在布基纳法素、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用占合同金额的100％。 。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的信用监管当局掌握着几乎每个成年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在喀麦隆、加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有信用记录的人占成年人数比例不足1％。 当债务人破产的时候，英国的担保法和破产法会为债权人提供强力的支持，帮助其尽量挽回损失。而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债权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在爱尔兰和日本，破产程序只需不到6 个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则要超过10 年。在芬兰、荷兰、挪威和新加坡处理破产程序的花费只相当于标的资产的1％，而在乍得、巴拿马、马其顿王国、委内瑞拉、塞尔维亚、黑山和塞拉利昂，这个比例几乎是50％ 。 ”
国际金融组织指出，过度的规则原本是要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却对弱势群体十分不利，而且富人和有后台关系的人可以通过花钱和抢夺绕过繁琐的规则。
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企业不能随随便便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尤其是妇女就业更加困难。
“好的规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国际金融组织的研究指出，“最理想程度的管理不是放任自流，但是也许会比现在大多数国家中管理程度更松，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国家管制过多。”
该研究指出的措施与我倡导的零售型改革不谋而合：一是简化原则，尽可能地解除对竞争的管制。因为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而过多的管制则会打开官僚贪污贿赂之门。“安哥拉采用了葡萄牙制定的就业法，该法被认为是最严格的就业法之一。但如果葡萄牙自己已经把它制定的就业法修订了两次，安哥拉就没有理由死抱着旧版法律条文不放，”二是集中精力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在德索托的倡议下，秘鲁政府在最近10 年承认了120 万户城市家庭对其所占土地的所有权。
“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使父母们可以放心地离开家去找工作，不必像以前那样守着家不敢离开。最主要的受益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可以上学了。”三是把因特网技术运用到管理之中。
它可以使办事过程更快、更透明、更不容易产生贿赂丑闻。四是减少法院卷入商业纠纷。
最后，改革要持续不断，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调查中表现不错的国家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关于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其是针对秘鲁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提出的，但实际上，得分很低的国家中却包括了德国和意大利这种发达国家（德国政府甚至对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提出了抗议）。
学习爱尔兰通过推进监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的零售型改革而实现了跳跃式发展的最好例子是爱尔兰。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爱尔兰今天是仅次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几百年来一直是因贫穷的移民、饥荒、内战和妖精传说而著名，今天却有着比德国、法国和英国更高的人均GDP 。 爱尔兰是怎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由欧洲的病人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富人呢？爱尔兰的转变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时爱尔兰政府取消了对中等教育的收费，于是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能接受更高的教育。
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欧盟后，爱尔兰已经拥有了大批的比上一代受过更高教育的工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爱尔兰已经从加入欧盟中得到了一些收益，如得到了更多的补贴，可以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更大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
但是由于爱尔兰多年来一直实行过分保护，它并没有足够的具有竞争力的商品销售。
爱尔兰已经濒临破产，并且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已移民国外。
“我们继续无节制地借款、花费和征税，这几乎让我们破产，”在2005年6 月我访问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