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的是,当我的笔记本电脑订单被送到位于槟城的戴尔生产工厂时,有一个零件无线网卡因为质量原因不能使用。所以我的电脑的装配被推迟了几天。不久,装满质量良好的无线网卡的卡车开到了工厂。4 月13 日上午10点15分,一位马来西亚籍的工人把我的产品订单拿走,一旦所有的零部件到齐,订单自动地转移到生产程序中。接着,另一位马来西亚雇员拿出一个“traveler”——一个特殊的装载工具,用来盛放和保护零部件,然后把我的电脑需要的所有零部件放入其中。
这些零部件都来自哪里呢?那些常用的30个零部件,戴尔选用的供应商的数量是零件种类的若干倍。这样,如果一个供应商出了问题,戴尔也不会因此陷入困境。
我的电脑的供应商是:美国英特尔公司设在菲律宾或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微处理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或德国生产的内存;中国内地或中国台湾生产的显卡;中国台湾生产的风扇;主板由韩国或中国台湾在上海开办的工厂或是中国台湾当地企业制造;键盘或者是由日本在中国天津开办的工厂生产,或者是由中国台湾在深圳的工厂生产;液晶显示器由韩国、日本或中国台湾制造;无线网卡或者是由美国在中国或马来西亚的工厂制造,或者是由中国台湾在当地或内地的工厂制造;调制解调器由中国台湾地区在内地开办的公司或中国内地当地的公司制造;电池来自日本或韩国或中国台湾设在墨西哥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硬盘由美国在新加坡的工厂或日本在泰国、菲律宾的工厂制造;光驱很有可能来自韩国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工厂,或者来自日本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电脑包是由爱尔兰或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制作;电源适配器或者是由泰国生产,或者是由中国台湾、韩国或美国在中国的工厂制造;电源线是由英国在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工厂制造;最后,可移动内存棒是以色列制造的,或者是由美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工厂生产。
使供给链的每一个环节协调运作——从我的电话订购,到组织生产,再到送货上门——在我看来,都是平坦世界里的奇迹之一。
“我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合作,”汉特说。“迈克尔个人认识这些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我们一直与他们进行合作,改进生产工艺,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实时平衡。”戴尔总是在不断地调整产品需求结构。怎样调整需求结构?举个例子来说:奥斯汀时间上午10点,戴尔发现很多客户订购的笔记本电脑都要求配备40G 的硬盘,如果这样的话,两个小时后,供给链将出现断货。这个信号被自动地传送给戴尔的销售部门、公司网站以及所有的订购电话接线员。如果你正好在10点半向戴尔发出订单,公司的销售代表会对你说:“您今天非常幸运,因为我们马上要推出促销活动,您只需在40G 硬盘价格的基础上多支付10美元,就可以得到60G硬盘的配置。如果你现在订购,戴尔还会奉送您一个手提箱,以感谢您选择我们公司的产品。”利用这样的促销,在一两个小时内,戴尔可以根据全球供给链的情况重新塑造顾客对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的需求结构。今天可能是促销内存,明天可能是促销CD光驱。
接着讲我的笔记本电脑。“4 月13 日,上午11 点29 分,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到齐,我的电脑被电脑安装工A。沙迪尼组装完毕,他负责安装所有的零部件,并贴上我的订货标签”,“这台电脑随后被传送机传到操作系统安装部门,在那里,公司将把我制定的软件安装在我的电脑上。”戴尔可以根据用户的口味为用户提供安装很多包括微软公司、诺顿公司和其它软件供应商的最新软件。
“下午2 点45 分,我需要的软件已经被安装好,随后,笔记本电脑进入了包装流程。下午4 点05 分,电脑被放置在泡沫塑料中,外面包上纸箱,纸箱上贴着标签,上面印着我的订单号、追踪码、电脑系统的参数和运输码。晚上6 点04 分,电脑被装入带有货物清单的货物托盘,货物清单上记载着我的电脑应该何时到货、被装载货物托盘的标识和送货地址。6 点26分,我的电脑离开生产工厂,被运到槟城的机场。”戴尔租用的是中国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 飞机,每个星期有6 次航班,该航班由槟城经台北飞往纳什维尔·每架飞机上装载25000 台笔记本电脑,总重11万千克,相当于242506磅。除了美国总统访问纳什维尔的时候乘坐空军一号降落过那里,这架波音747 是唯一降落在纳什维尔的航班。
“2004 年4 月15 日早上7 点41 分,所有来自槟城和利默里克的电脑抵达纳什维尔·11 点58分,我的电脑被装入更大的盒子,并随着传送线运到了指定的外部设备安装部门。”
此时,距我订购电脑已经过了13天。如果在马来西亚没有因零部件短缺导致的时间延迟,这个过程实际上只需要4 天。我的电脑生产一共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主要的)的大约400个公司,尽管它们分散在全球各地,但是通过供给链可以有效地合作。当天下午12 点59分,我的电脑被转交给美国联合包裹公司陆上运输(需要3~5 天的时间),同时被贴上了美国联合包裹公司追踪号码。4 月19日下午6 点41分,货物到达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并签字交付。
我之所以将这个笔记本电脑的故事是要以小见大,所谓小是指为生产笔记本电脑进行的分工合作,所谓大是指平坦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学。除了上一章提到的所有阻碍甚至逆转世界平坦化进程的各种力量,我们还必须增加一条更传统的威胁,即一场旧式的、惊天动地的战争,这种战争对经济发展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战争有多种可能性,也许是中国决定武力收复台湾;也许是由于朝鲜处于恐惧或疯狂,对韩国或日本实施核打击;有可能是以色列和即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可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战争。所有古典的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在任何时间爆发,其后果要么使世界平坦化的速度变慢,要么导致世界平坦化趋势发生逆转。
这一章的真正主题是,怎样通过平坦世界孕育的新型合作——尤其是供给链,缓和那些传统的地缘政治威胁。世界趋于平坦化的历史并不长,所以我们很难得到任何确切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世界变得平坦,国际关系中最有意思的事情将是全球传统威胁和新出现的全球供给链之间的博弈。这两者之间的博弈将成为21世纪初学习国际关系活生生的教材。
在《凌志车与橄榄树》中,我说,当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未来发展与全球一体化、全球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对于是否与邻国动武,这个国家会三思而后行。
我最初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当时,我在旅途中发现,对于任何两个国家,当它们各自领土上的麦当劳开张后,彼此再没有发生过战争(边界地区小规模冲突和内战不算在内,因为麦当劳通常同时服务于冲突双方)。在得到麦当劳的证实后,我提出了所谓的“冲突防范的金色M (麦当劳的标志)理论”。
金色M 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国内中产阶级实力足可以支撑起麦当劳的服务网络,这个国家就被称作麦当劳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不愿意在打仗,他们更喜欢排队买汉堡。这样说过于含蓄,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干脆,还是一针见血吧,既当一个国家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紧密,并因此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时——麦当劳在其境内的销售网络可以作为标志,交战双方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所以战争不划算。
麦当劳理论与现实始终非常吻合,但是现在,除了名声不好的朝鲜、伊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看来这个理论需要针对平坦世界的现实进行更新了。我把这个更新过的理论叫做防范冲突的戴尔理论。该理论的实质是平坦世界里的实时全球供给链成为地缘政治中冒险主义者的约束,这种约束比以麦当劳为标志的生活水平提高对战争的约束更为有力。
戴尔理论认为:全球供给链上的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绝不会爆发战争。因为旧式战争给供给链上的人们带不来任何好处,人们只想通过更多的货物与服务流动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深刻理解这个理论精髓的人之一是迈克尔·戴尔,他是戴尔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这些国家知道权衡利弊得失,”戴尔指着公司亚洲供给链上的国家说,“他们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不会做冒险的事。
在访问过中国之后,我相信,这里发生的各种变化都是为了实现世界和中国更好的利益。一旦人们感受到经济独立的好处,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有能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人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不愿再松手。“”东亚或中国的任何战争都会降低人们到这里投资的热情,这些地区的发展也会遇到障碍,“戴尔说他相信那些地区的政府对这一点非常明白,”毫无疑问,我们要向他们交代清楚,稳定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个长远的战略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地区不断发展进步,兵戎相向的机会将呈指数形式下降。但是我认为,这些现象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你通过增加收入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后,你不会坐下来想一想,谁使我过上这样的生活?或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这么差?
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人和产业加入到全球主要供给链中,这个国家就会知道,它们不可能腾出一小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去与别人打仗。即使打了,也会对世界经济与各行业的发展起到破坏性的影响,进而使其长时间地失去在供给链中的位置,这种代价太大了。对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能够成为全球供给链中的一员就好像钻井发现石油——这种石油永远不会枯竭。因此,由于发动战争而失去供给链中原有的位置,就好像油井的石油已经干涸,并且被人用水泥封死。短时间内,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返回到供给链中去的。
当我问道,如果亚洲供给链中的一个国家决定与邻国兵戎相见并因此导致供给链断裂会有什么后果时,戴尔公司负责采购的高级副总裁葛兰。E。内兰说:“你要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不仅要在今天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接受惩罚。因为其他国家和跨国公司已经对你失去了信任。中国当前正在建立商业社会的信用。在这样的经营环境里,明晰的、严格的游戏规则才能使你有机会发展自己。”
内兰说,供应商经常问他是否担心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好几次双方威胁要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他回答说他不相信这种威胁会变成现实。
他在与位于供给链上的公司和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国的谈话和交往中认识到:“这些国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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