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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六） 丁凯文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七） 丁凯文
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