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叹，因而被讽刺“不敢言而敢怒”，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夸奖老兵。但是，
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回头细看《阿房宫赋》，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因为在
政府的高压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情况，是不太通的。事实上，
人民“不敢言”之日，也就正是“不敢怒”之时。“不敢言”的人你叫他“
敢怒”，他也是不大敢的。所以，我的判断是：
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
敢言，也不敢怒”。
不敢怒而敢言
但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的情况，对政府说来，还是不妥的。因
为这样会有“面从之患”（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会有“居下之讪”
（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也会“示人以不广”。于是，“广开言路”或
“诏求直言”的戏，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
尽管“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可是建言的人，却非识相不可。以
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他就有过“酬恩奖，塞言责”的小心翼翼的话。虽然
小心翼翼，下场却仍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还是很那个。
中国古人把这种建言叫做“谏诤”，谏诤要求说真话，可是也要求说话
的态度。《旬子》大略篇里说：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怨而无怒。”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无怒”就是不许生气，不许疾言厉色，所谓
“态度要好”，态度不好是不行的。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一说话前就先来
个“干冒天威，罪当万死”，来个“流涕具陈，不胜惶迫待罪之至”。他们
是“不敢怒而敢言”的，甚至敢言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地步。但这
种敢言，算得上是言论自由吗？绝对不算！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早就
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我说：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
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
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
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
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
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
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言论自由的大错误，
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
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
的。毛子水甚至发挥《礼记》中“辞欲巧”的歪理，主张用巧言对政府：陶
百川甚至说做“诤友，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这些头脑不清
的人，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一世纪、十世纪的“不敢怒”角
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人不但“敢言”，也可以“敢怒”
的。敢怒就被解释做“态度不好”，但是，只有“态度不好”，才正足以表
现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
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
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对不对。可笑的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
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竟不先看说的对不对，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
“哗众取宠”是态度不好的，“不相忍为国”是态度不好的，“动机不纯正”
是态度不好的，“不善意批评”是态度不好的，“没有建设性意见”是态度
不好的。……其实这些，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一个人，大可张牙舞爪
的、毫不忍让的、动机可疑的、恶意的、破坏性的发表正确的意见，而无碍
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另一方面，那些标榜平和的、忍耐的、动机好的、
善意的、建设性的人，又常常是错误的、伪善的、不辨是非的、替坏政府护
航而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 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又敢言”的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
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
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
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
民，都会分清这一点。
结论是，有“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才是我
们最该鼓吹的自由。相反的，“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
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陪笑脸
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８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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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
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
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
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著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
上对著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甚么错：我们管不了
甚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
们走了。
小市民没有甚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
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
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
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
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
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
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
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但是，有多少没有裤子穿的小市民，能够体谅这种豪语呢？
美国林肯总统的国务卿施沃德（William H。Seward），在林肯死后约翰逊
总统任内续任国务卿时，买下了俄国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资七百二十万美金，在
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笔大钱，买下以后，举国哗然，大骂这是「施沃德的蠢
事」（Seward's Folly）。但是，几十年后，这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
「冰天雪地」带给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国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谓「民到于今
受其赐」了。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实证明了领导人真有眼光，可是当年
却被骂得臭死，小市民能够体谅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吗？
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买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一胎
化」。做为匹夫匹妇，我们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孙，谁要甚么「一胎」？
但是，小市民能够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国人口成长的恐怖后果吗？毛泽东一个「人
多好办事」的错误政策，害死了多少生灵？面对诞生的快乐就要面临饿死的痛苦，
非洲人的画面，我们中国人要重演吗？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在《折枝》（The Bending of the
Bough）一剧中说：「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re for ever at war。）一语道出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就是国家领
导人与一般小市民著眼点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这种冲突一直
存在。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领导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国避免挨打以后，
如何做到避免挨饿（积极的说法是民生乐利、举国繁荣），已是首要的问题，解
决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达到小市民与领导人的谅解。
美国艾森豪总统挖通用公司董事长威尔森（Charles E。 Wilson）做国防部长
时，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为免招瓜田
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
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对国家有
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What's good for the country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vice versa。）
威尔森这种博大观点，就是领导人与小市民取得谅解的最好示范。领导人有
责任使小市民谅解到「与国同休戚」，谅解到对国家有利的就对家庭有利，反之
亦然。当然这是高难度的作业，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它、面对它，并且要认清
不再是过去的教条语言所能收效，吃饱肚子的小市民聪明了，会要求更多的东西，
国家领导人已在百尺竿头，他们必须更进一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
终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而那
个地方啊，就是中国。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国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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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赌特赌史
一、“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
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
鞘，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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