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的获得者，自然被当作一类犯人控告。孰不知这种奖章原本是希特勒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司机、飞行员和女秘书等设立的。
尽管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罪责，但是公诉人提议把她列入一类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庭长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这项提议的内容。
以上是《斯图加特日报》就对我的审判写出的报道。在附近另外一个俘虏营里关着一名原元首护卫队冲锋队的领袖，他对开脱我的罪责十分重要，然而却未让他出庭作证当我在法庭上发现他不在而提出指责时，我被告知“已请过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那位证人在等待传票。他的证词对我太事要了。公诉人称，即使当时我不参加形势讨论会，在会议之后，我也肯定会与参谋部的人碰到一起，“因为开会的时候，当着希特勒的面是不许违抗吸烟禁令的，所以与会者会后都来到前厅，你就等在那个地方！”如此等等！这时，我多么迫切需要发誓证明这不是事实的人啊！奇怪的是，我当时非常镇静，事后我竟然还去安慰为我出庭作证的女朋友。我继续被监禁在俘虏营里。1948年4月20日，传来巴登符腾堡政治释放部一项指令，称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决予以取消，理由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将当事人作为主犯。因此法庭将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经过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有关此案证明材料的审查确认，“当事人不属于一类犯人……她作为速记打字员自始至终从事的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权限，对事变过程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为她作为速记员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对她采取惩罚时务必考虑到她已彻底地一无所有、长期被监禁这一事实，根据第二项修正法已对她进行了足够的惩罚……”
1948年5月12日，在经过了三年的监禁之后，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将我释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惩罚那么严重，至今我还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