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从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吴氏在棋艺追求上的焚膏继晷苦心孤诣纹枰对弈中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耄耋之年探索“六合之棋”），同时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吴氏在伦常日用的小事方面并不缺乏计算能力（如为儿子计放弃中国国籍而第二次选择日本国籍），在有关民族国家情感的大事方面时有昏招俗手（如面对“支那人”的蔑称自谓“不那么在乎”）。因此，前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解读和评判以及高人智者说的美化，分疏起来颇费周折，但它们的后面各有某种社会、心理及事实的依据在，却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要说这三种判断都不过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如果说文化汉奸说太过偏激，抗日英雄说有些自作多情，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说则纯属浅薄的浪漫主义外加弱智式的简单化。
两极相通。显然，文化汉奸说在吴氏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程度这一形势判断上有误，抗日英雄说则不懂得吴氏的成功同样也是日本棋界的光荣。此外，还有这两点错误是共同的：都将围棋与两国关系尤其军事对抗捆绑过紧；仅见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无见其日本人的法律身份。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周恩来、周至柔、梅兰芳以及杨振宁等这些英雄豪杰对吴氏的重视与推崇。与此相反，高人智者说则走到了另一极端，有意无意地几乎完全无视这两点——仿佛梅逢和靖菊遇渊明，在围棋与天才的因缘中，身处中日纠葛这一风暴中心的吴清源就和晶莹剔透的玉石围棋子一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纤尘不染，丝毫没有折射属于那个时代的苦难煎熬和风云变幻。 事实不是这样。大家应该知道郑孝胥，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吴书第92页记录了他与郑的交往：“我记得郑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为什么“很有感触”？“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一直记在心上”？心里一直都受到身份认同以及委屈愧疚的困扰折磨需要缓释。至于将它说成“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则完全是为出于自我安慰需要的“六经注我”。在我看来，吴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与围棋同一，既是自己自觉自愿的人生选择，也是时代别无选择中的逃避。可以说，其在围棋上之所以能够登峰造极，除开师良友益、资质超卓，别无选择的时代激逼未尝不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将这说成蚌病成珠当然是不准确的。但平和恬淡只是吴氏生命中的一个面相却可以肯定。因为生命不可能彻底围棋化，时代的因素必然渗入其生活和人格，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去面对某些历史“强加”于自己的东西。撇开所有道德因素的考虑，至少身份认同的困扰应该是吴氏一生挥之不去的梦属。当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将自己定位为“通过围棋致力中日友好的人”；晚年，则总爱说世界是个大家庭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倾向于将这理解为其潜意识中为化解这一紧张而持续萌发的冲动。因为要形成这样的理念，对于经历了百年对抗的旅日华人，比任何其它地区的华人都要困难多多（事实上，他自己就没有带一个日本弟子）。虽然吴氏从未明盲，但我想，他所谓一生中的“许多痛苦时刻”应该多少与此相关。当此之时，他总是“背诵白乐天的诗”，以这样充满庄禅意味的句子自我排遣：“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人生如寄，岂不荒凉！
既然三种判断都不能一柱擎天，我的看法自然就是，三者综合方为吴清源完璧。
“春秋责备贤者”。解构高人智者说的神话，不是要将其与杨振宁比较以高下乎其间，也不是要以另外两种极端的说法哗众取宠，而是在得知有某文化公司兴师动众筹拍反映其生平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后，十分希望能从屏幕看到某种真实的精采回归。打量书中我们的编剧、导演及演员等一千大腕众星捧月般环绕着吴氏的合影，那乐呵呵的表情委实有些叫人担心，担心其在文化追星的心态中，将吴与围棋的复杂关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人性在这一纠结中的顽强与软弱、压抑与升华，被抽象化理想化地叙述成一位天才和一种文化的传奇——无知恶俗一如山飒者流在《围棋少女》里的表现。，倘如此，既遗漏戏眼、戏份，又糟蹋历史、感情。作为一个怀有期待的观众，能不既忧且惧？
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 王 路
围棋高手们常说，围棋是科学，但是在谈到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的时候，却从不说他是科学家，而说他是天才、泰斗、宗师，甚至说他是“围棋之神”。吴先生似乎不这样看。他认为，“围棋也如同一门科学，需要不断进步”。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只承认自己比别人更用功。对于宗教，他倒是常谈。他相信神创造了宇宙，我们却看不到它。他提倡中和，认为中是无形，有形为和。他甚至认为，“中”就是用做说明神的作用的。不同的认识反映的是不同的境界。高手与大师，到底还是有区别的。
我不认为围棋是科学，但是在吴先生的身上我确实看到了科学精神。吴先生讲他早年专门学过“秀策流”，执黑棋多的时候学习执黑必胜的秀策的棋，执白棋多的时候又学习了秀容的棋。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甚至“不怎么外出”，“专注于围棋的学习”。掌握了“秀策流”以后，他又开始研究新布局，并掀起了“新布局”的热潮。读过吴先生的书，对他始终如一，毕生从事围棋的研究感受颇深。即使在晚年，他依然孜孜不倦地探索二十一世纪的围棋。有人对此推崇备至，也有人对它不以为然。我理解不了吴先生的六合围棋是什么，因为充分发挥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效力似乎是基本常识，而重视中央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即使我这样低水平的爱好者也知道早就有“高者在腑”之说，更何况还有武功正树宇宙流的大量实践。但是，作为一代宗师，脱离围棋搏杀第一线几十年的老人仍然持之以恒，研究围棋，探索那361个交叉点上的奥秘，这种精神令人感动。难怪还在聂卫平如日中天之时吴先生就告诫他不要“博二兔”。看得出，这里表现出来的并非只是对待围棋态度的不同，也不仅仅是从事围棋活动方式上的区别，而是一种如何把围棋当作事业来追求的精神差异。
吴先生一生不仅有宗教信仰，而且也有宗教实践，并曾一度“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几年没有摸棋。对于这段故事，吴先生轻描淡写，简称为“修行”。不过，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这一段时光是多么，的艰难：执行教主的任务，吴先生已经想到了自杀；他摆脱了教主的纠缠重返棋界，朋友们设宴相庆，都为他“感到高兴”。以吴先生的为人和真诚，想象得出他对宗教活动会如何投入。但是在宗教组织与围棋之间，吴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围棋。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决定性的力量大概还是来自围棋。直观上说，一定是吴先生对围棋的热爱和追求，使他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棋界。但是，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想问：围棋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精神魅力，甚至能够战胜宗教？
职业棋手对围棋的理解，主要局限在胜负的世界里。虽然有大竹英雄美的围棋、武功正树的宇宙流等所谓求道派，尽管不少棋士梦寐以求“留下一张完美的棋谱”，但是在残酷的竞争中，在巨额奖金和对局费面前，追求胜负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今天人们常常提到吴先生说的“平常心”，但是在胜负和奖金面前，做到要有平常心又谈何容易？当年在番棋决斗中吴先生所向披靡，把日本所有一流棋手打到降格。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事关一个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是带着生存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对手在棋旁倒下，吴先生不为所动；收到恐吓信，吴先生依然如旧；对局没有对局费，吴先生一如既往；无论对手提出多么苛刻的条件，吴先生总是慷慨赴约。吴先生讲述、这一段往事，心情倒真是很平静。但是万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平常心”。我总觉得，这些故事有些悲壮，能够与它们相联系的似乎只有赵治勋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坐着轮椅参加棋圣战决赛的场面。中国围棋界对自己难以令人满意的现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在吴先生面前，人们确实应该反思：棋士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有一颗平常心？
“中的精神”是吴先生对未来世纪围棋的一种追求，但是在我看来，更是对他一生围棋实践和理念的总结。在棋盘上，追求均衡，发挥每一颗子的效力；在生活中，淡漠名利，生活简朴，一如吴先生所说，他每天都在追求“中”的境界。按照吴先生的说法，有了中的精神，人可以更多地考虑精神方面的东西，而淡化物质方面的追求；有了中的精神，人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使内心得到平衡。因此，中的精神，不仅是围棋的追求，而且也是人生理想的追求，是一个人心灵和肉体统一而为的境界。理解吴先生的思想，可能会对他高山仰止。不明白他的意思，也可能会觉得他故弄玄虚。我觉得，可以取其最简单直白的涵义：中是取得阴阳平衡的一点，是最佳的意思。因此，追求最佳乃是吴先生的最高境界。至于“什么是最佳”，大概会见仁见智。但是从吴先生的一生来看，他是当之无愧的最佳。
中的精神是吴先生一生的追求。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的境界，不如说它含有宗教的精神。‘但是在吴先生的追求中充满了科学精神，因此他取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能不能追求二者的和谐与统一，吴先生虽然没有说，我们却可以想，而且这大概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吴思和他的“灰色词库”
■ 黄集伟
与《潜规则》一样，吴思在其新书《血酬定律》中所采用的撰述笔调轻松并且得意，很多句子、段落读着读着就想笑。“刘瑾潜流”一节中，吴思描述他自以为的刘瑾心态：“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因此，在鸡的眼睛里，刘瑾肯定是比皇帝坏得多的东西。他的腐败收入是强加于老百姓的额外税收，他侵入了纳税集团的疆域，因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81页）”……相似的阅读体验多年前阅读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时也曾有过：曹丞相带领部队进驻延津市，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老百姓都说；曹丞相的部队不奸淫妇女，但曹丞相本人还是可以的，我们延津人民还是管得起的啊……为此，曹丞相本人亦相感慨万千：多好的人民啊！
出于确切阐述“匪变”概念的考虑，吴思对“匪”概念周边的诸多语词很下了一番打捞、挑剔、研判的工夫。于是，在《血酬定律》中，关于“绑票”一事，我们看见了始终沉睡着一个庞大语词系统——绑架“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