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 。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們，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江上的母亲
——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