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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
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
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633，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达摩（约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诃罗（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顗（679）、提云般若（689—691）、弥陀山（690—704）、慧智（693）、宝思惟（693—706）、菩提流志（693—713）、实叉难
陀（698—704）、李无谄（700）、义净（700—711）、智严（707—72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达摩战湿罗（730—743）、阿质达霰（732）、不空（743—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鱼（约785—？）、尸罗达摩（约785—？）。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
（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
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５４９—６２３）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
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