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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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略-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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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713)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

    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于

    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651),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667)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674),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诜(611—702)、老安(582—709)、法如、慧能(638—713)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744)、行思(?—740)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780)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739)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788),再传百丈怀海(720—814)、南泉普愿(748—835)。百丈传沩山灵祐(771—853)、黄檗希运(?—855)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897)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790),再传药山惟俨(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865)。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883),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

    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后至开元元年(713),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

    (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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