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缩小，职位也无法分割），因此武士家庭实行单子继承制。与次相对，农民的家产是农
地，商人家庭的家产是实物资本和商号，这些都是可以分割的。而采用分割继承制时，只要
一代人没有增加财富，家产就会越分越少。这种继承方法属于传统的继承方法，而且其平等
性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欢迎，影响也相当大，以至后来为明治民法所采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长女也有〃家督〃继承权，即所谓〃姊家督〃（这在中国古代也是不能想象的）。
日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兄弟は他人の始めり”。当然这一般是站在长子的角度。
如果不是中产家庭，当长子继承时，次子和三子就会得不到丝毫的土地、财产，或者独立为
家族的旁支（即旁系），许多家庭的次子和三子只好离家出走。他们或者到没有儿子的家里
做养子，或者住进需要人手的大户人家或商人家当奉公人（没有工资只提供三餐的雇工），
或者去寺院当和尚以谋求生计（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生时可爱无比，但因为不
是长子，母亲只好说：“长大了可以去寺院做和尚”）。因此日本的养子非常盛行，而且也
相当普遍。近代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和鬼才芥川龙之介也都是养子。
此外，在日本不但无子可以收养异姓为养子，而且（在明治维新前）有子也可以收养。
幕府时期收养养子更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法律也有明文条例加以保护。如镰仓幕府时期颁
布的《贞永式目》明文规定：〃如亲生子嗣无才，不足以继承家业，例如手工艺工匠，可以
收养他人之子，以充继业的养子〃。而在中国从西周起就有异姓不养的宗法制度，异姓不养
就是禁止收养不同姓的人作为养子或嗣子（继承祭祀权和身分的人），养子只能在同宗或同
姓中按亲疏关系选择。历代法律将它作为收养原则加以维护。如《唐律疏议·户婚》、《宋
刑统·户婚律》中都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大明律·户婚》也规定：“养异姓
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
日本继承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十分重视对家业（包括家产）和家名的整体的
“家”的继承，从德川幕府开始基本确立了长子单独继承的〃家督继承〃制度，女子和养子、
婿养子也可以作为继承人。日本的家长在选择继承人时，有时并不以性别为决定因素，而主
要考虑有无继承家业的能力，对男嗣继承的要求比较灵活。如果女儿比儿子更有能力光宗耀
祖的话，女儿完全可以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女性在娘家得到的财产，婚后并不归丈夫管辖，
其所有权、处分权仍在女性本人，甚至到了镰仓时代，女子能继承的份额仍相当于次子的一
半。可以说，日本的继承制度不像中国的重男轻女那么极端。在日本家族中根本不存在所谓
断了香火的顾虑。由此可见，中国人重视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日本人虽也重视血缘，但更重
视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有很多有很悠久历史的企业，比如三井，住友。这些有着300
多年历史的企业，其继承人并非完全是本系家族成员。
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和幸福家庭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家庭是重亲
情的，“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一直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最佳晚年。日本的家不像中
国的家那样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而是有明显的离心倾向，许多非家业继承人都是义无返顾
地离开家，去社会上闯荡，以谋求生计和自己的社会地位。
总结
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是重视“场所”的社会，人际关系自
然是纵式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家庭比做大树的话，中国的“家庭”是一棵枝叶繁茂、纵
向横向全面发展的大树，而日本的“家庭”之树只见其主干，而很少见其旁支。
以上，就“家庭”方面，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总之，日本在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固有的传统；中日两国封建家族在亲属关系、收养和继承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制
度，采取不同的形式，就是很好的例证。如笔者前面所述的那样，中国〃家〃的形成是以父系
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所以血脉的正统性和持续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思；而日本的〃家〃是以模
拟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团体（比如古代的武士，近代的日本企业），带
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经济性。
家是最小的社会单位，也是构成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两国家族制度的不同，家庭观念
的不同，肯定会影响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甚至还将影响到今天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
也是我以后想要考察的论题之一。
注释：
①黄秋生：《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
第6期，P。103。
②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P118。
③日语写为“名字”“苗字”、读作“みょうじ”。
④天皇无姓，皇子、皇孙、皇女、皇弟、皇姑自然也是无姓的。一般女子出嫁后要改用夫姓，
但是平民嫁到皇家却仍然用娘家的姓。皇子文仁妻子川岛纪子，姓的川岛，就是娘家的姓。
⑤黄秋生：《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
6期，P。101。
⑥从公元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一千年中；曾经有十代、八位女帝出现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她们
是33代推古天皇；35代皇极天皇；41代持统天皇；43代元明天皇；44代元正天皇；46代孝谦（後
改称德）天皇；109代明正天皇；117代後樱天皇。
⑦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其建立者是武将源赖朝。
⑧江户幕府（1603年—1867年），建立者是德川家康。
参考文献：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依田熹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1990年。
张万新：《日本武士道》，南方出饭社，1998年。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穗积重远、中川善之助：『家族制度全集』，河出书房，1937、38年。
范作中：《中日育儿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商务印书馆，2002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忆吴杰先生①
姜克实 著
任钧华 译
内容提要：二战后归国、长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吴杰教授，是复旦大学日本史研究的重
镇，亦是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先驱人物。本文从亲受其教的后学立场，追忆吴氏的为人、
经历和学问，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日本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史图像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日本史研究 复旦大学 学术史
去年八月，八十岁的吴杰先生去世了。在平均寿命尚短的中国，八十岁逝世可谓「得
享天年」，何况是平时身体就虚弱的先生。其实，十五年前初见先生时，他看上去已像
个「老人」似地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走路了。先生在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巨大不幸，
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连身体也弄坏，还切除了一个肾脏。
不希望惊动世间，或许是其本人的意思吧！海外弟子的我，始终无法获知这噩耗。
过了很久，我才从自中国归来、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先生那儿，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虽自夸为先生的「弟子」，实际上却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九八二年，
包含我在内的三位学生，仰慕先生的学问而进入复旦大学的研究所（专攻日本史）就读。
文革后，我们三位成为最早拜入先生门下的弟子（现在在关西大学执教、专攻日本近世
思想史的陶德民先生，也是其中一人）。其中，我同时还取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因而在
复旦接受先生的指导，尚不满一年。
入名门复旦，成为中国的日本史学权威吴杰先生的门生，让我倍感光荣。但同时心
中七上八下、坐立难安的窘境，也是事实。因为，像我这样的学问「投机」者，不只害
怕自己的肤浅立即被识破，初次见到「大师」的不安，也是理由之一。
文革后不久，各大学的院系里，也只有几位先生才具「教授」的头衔。他们之于学
生，可说是云端的存在。这些先生的年龄，皆在七十前后，平日不担任授课工作（负责
授课的，大抵是讲师阵容以下的年轻先生），因此一年也只能看到他们几次而已（我就
读历史学系的时候，那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1898…1996）也在，但我终究没见过他
就先离开复旦了）。
不过，吴杰先生不一样。或许是先生年纪稍轻，所以根本没有那么伟大的感觉，只
觉是非常亲切且易亲近的人。和其它难以亲近的教授不同，先生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
史研究室和学系的资料室里，而且课堂上也见得到面。先生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用浓
重的上海口音（上海附近的松江县为其出生地）缓缓讲起话来。有时候，还会用流畅的
日语讲课。而且，不限于学问，像结婚、就业、家人等每位学生身边的琐事，先生也会
关心，并给我们建议。先生还常常在假日或夜晚，走到宿舍来看我们。
先生年轻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求学，专攻日本经济史。因为直接受堀江英一
（1913…1981）②等先生的启蒙，所以不待「思想改造」，在归国之前就已习得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了。先生授课或闲聊的时候，喜欢讲当时学院的秘闻、讲座派③和劳农派④所进
行资本主义论争⑤的插曲等等。先生自京大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的法学研究科就读。
取得了硕士学位，便在二战后回国。当时中国的日本史学界拥有数百名会员，其中具留
日经验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留学期间真正修习学问且专攻日本「史」学的前辈，听说只
有吴杰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
解放后的大学里，存在着凭借政治立场而握有权势的教员。先生不是这样的教员，
而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传统知识分子，清廉之士。违背自己良心的发言或表明非出自本心
的政治立场，先生都尽可能避免。先生为人原本就温和且富宽容精神，和实际掌权派的
教员之间的关系，也绝不致生恶。然而，二次大战期间，先生过着与「抗日」活动无关
的生活，待在日本潜心于学问，结果却被当成通敌的行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遭
到严厉的追究。在政治而非学问的立场优先的时代，此种「经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