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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用在科学工作上面的信息概念的明确理解说明了两项信息如果独立并存，其价值是不大的，反之，如果它们能够很好地结合在某人心中或某个实验室里，那它们就能够彼此丰富起来。下述组织是与这种要求完全不相容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预先规定的道路上行走，当科学哨兵走到自己的巡逻区域的尽头时，举枪，向后转，沿来路回去。两位科学家的相互接触，是会产生极为丰富的成果的，是会使科学生气蓬勃起来的，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能产生：至少有一位科学代表者远远地越过前沿阵地从而能够把邻近领域的思想吸取过来形成一套有效的思想方案。实现这种类型的组织的天然手段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让每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由他自己的兴趣范围未确定，而不是预先给他指定一个巡逻地带。
这样轻松的组织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在目前，它们只是少数公正人士的努力结果，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懂得何者对我们有益的人们所强加于我们的计划框架。然而，对于那些被人任命和自我任命来作为我们上级的人们之肤浅无能以及今天存在着的种种危险，我们科学界的群众不负丝毫责任。正是有钱有势的人们要求现代科学中凡与军事应用可能有关的东西都要严格地保密。这种保密的要求差不多跟一个有病的文明社会不想知道自己病情发展的情况相当。只要我们继续装聋作哑，认为世界上万事顺利，那就让我们把耳朵塞起来，贝克听到“列祖列宗预言战争”的声音。
在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研究的这种新态度里，有一个远不是公众所能认识的科学上的革命。的确，负责现代科学研究的当局就没有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后果。在过去，科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由个别学者的兴趣和时代的趋尚来决定的。在现在，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尝试，要把科学研究指向社会安全问题，使得一切有意义的研究途径都要随着一个攻之不破的科学防垒的加固目的而尽可能地得到发展。今天的科学不再是个人的事业了，科学边界的进一步推进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可以供我们用来反对可能敌人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与这些武器有关的种种危险。这也许由于下述事实所致：我们的武器，要末就恰恰是那些可以用来反对自己比反对任何敌人更为有效的东西，要求就是我们在使用象原子弹之类的武器的同时所附带产生的诸如放射性沾染之类的危险物。由于我们积极地、同时并进地寻找攻击我们的敌人和保卫我们自己的手段，科学步伐的加快便对新的研究工作产生了空前巨大的需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集中力量在奥克列兹和罗斯亚拉摩司两地的实验室里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保护美国人民，不仅要使他们免于受到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敌人的袭击，而且要使他们免于受到我们新兴工业所带来的原子辐射的沾染——这是我们目前的切身问题之一。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危险也许今后二十年都碰不上。在我们目前的军事思想的框架内，这些危险的存在已经迫使我们会拟订关于敌人方面运用这些手段的新方法的种种可能的对策了。在目前，这个敌人可能是俄国，但它更多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为了保卫我们自己不受这个幻影的侵犯，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的科学手段，每种手段都要比过去的更加可怕。这条上天启示的巨大的螺旋线是没有终点的。
以上我们讲述了一种真正博奕式的诉讼，其中敌对双方都能使用并且是被迫使用全盘的欺骗手段，从而彼此都被迫去制订一个不免考虑到对方可能使出最优博奕的策略。举凡在法院的小规模战斗中属于正确的东西，在国际关系的殊死斗争中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它所采取的是流血的射击形式还是温和的外交形式。
保密、消息堵塞和欺骗，这一切技术都是为了保证自己一方能够比对方更加有效地使用通讯力量和通讯手段的。在这样一场使用信息的战斗中，保持自己一方的通讯通路的开放和妨碍对方所支配的通讯通路的利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保密而全面制订出来的策略差不多总是要涉及保密以外的许多其他事情的考虑的。
我们是处在这种人的地位上，他在生活方面仅有两种野心：一是想去发明能够溶解任何固体的万能溶剂，再是想去发明能够容纳任何液体的万能容器。不论这位发明家怎么做去，他都是白费功夫。何况，我已经讲过，任何一种秘密，当它的保护工作和人的诚实性有关时，就不可能比它的保护工作决定于科学发现自身的种种困难更为安全了。
我已经讲过，任何科学秘密的传播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这场博奕中，十年就是一段长时间了，而且，从长期着眼，武装我们自己和武装我们的敌人并波有什么区别。因此，每次骇人的发现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屈从性，屈从于从事新发现的需要。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新的认识的话，那它就不得不一直这样地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地球上的关于智能方面的全部潜力都耗费得一无所剩，再该有任何可能对旧的和新的人种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作出建设性的应用为止。这些新武器出现的结果一定要使地球上的熵增加起来，直到热与冷、善与恶、人与物质之间的一切区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颗灼热的、熔炉般的新星。
我们就象一群加大拉的猪一样，让当代的群鬼附身，科学战争的使人不由自主的性质正把我们驱使得晕头转向，倒栽葱地掉进自我毁灭的海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在那些自以为职在指导我们和那些掌管科学新计划的绅士们当中，许多人无非是见习术士，对制造怪事的符咒神魂颠倒，以致自己完全无力收场。在他们手里，甚至新发明的广告心理学和推销员心理学也变成了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免受良心谴责的方法，变成了破坏这些科学家所树立的旨在不使自己牵连到漩涡里去的障碍物的方法了。
让这些为了个人目的而招致魔鬼谴罚的聪明人记住：在事件的自然进程中，一次出卖良心就会出卖第二次。人性的尊严可以用巧妙分配行政管理蜜饯的办法来摧毁，代之而起的乃是有权有势的长官架子，只要我们可以得到更大一块的蜜饯，这副架势就会一直保留着。这种做法总有一天要变成我们自己安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到了那个时候，当另外一个强国（它可以是法西斯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能够提供更大的奖赏时，我们的那些一再促使我们去保护他们所让出的利益的好朋友们就要以尽快的手段促使我们屈服和灭亡的。让那些从九泉深处唤起原子战争的幽灵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原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记住：他们一定不用等待太久的，一当我们的敌人取得成功的第一刹那到来时，就会把那些已经堕落了的人们置之于死地。
第八章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作用
本书论证了内部通讯通路的完整性乃是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内部通讯不仅目前经常地碰到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种种威胁，而且经常地碰到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些特殊严重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通讯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和它的费用日益昂贵。
一百五十年前，甚至是五十年前—一这是无关宏要的——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充满了种种小型报刊和出版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讲坛。在那个时候，地方编辑不象现在那样地仅限于报道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语，而是可只发表而且经常发表他个人意见的；他的意见不仅限于地方事务，而且谈到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现在，由于印刷、纸张和辛迪加的费用日益昂贵，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的奢侈品，以致新闻事业终于成为一字千金的艺术了。
就每一观众每看一场电影的费用来说，电影也许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来一算，它贵得如此惊人，以致难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大家冒险一观，除非它们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制片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引起大批观众的浓厚兴趣，而在于如何不使为数极少的人感到不称心，从而他可民指望把片子畅销无阻地交给各个电影院。
以上我所讲的关于报刊和电影方面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和电视，甚至也适用于书籍的销售。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讯量和不断缩小的总的通讯量相冲突。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就象面包易的白面包一样，与其说它是为了食用价值而烤制的，不如说它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现代通讯外在的不利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从内部腐蚀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存在着。这一不利条件是一种癌症，它使创造性受到限制和减弱。
在过去，愿意献身于艺术创作的青年，既可以径直埋头于创作之中，也可以通过一般的学校教育为自己作好准备，这种教育也许和他最后承担起来的专业无关，但至少是他的各种才能和鉴赏力的严格锻炼。现在呢，学习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校比较重视的是形式化的课堂教育，而非真正学到某种东西的智力训练；它们把一门科学课程或文学课程所需的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其产品的标准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碍。经常换演不同剧本的剧场差不多都停业了，其中有些变成了好莱坞演技的训练班，但即使是这一部分的剧场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们年轻的、自称自许的演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但这不是在舞台上学到的，却是在大学的演技课中学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竞争中，我们年轻的作家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会走投无路，除非跑到大学里去，据说那里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因此，一向作为科学专家的活动基础的较高学位，特别是高于一切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愈来愈成为一切领域中的智力训练的模型了。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掉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考虑到有这么一大批供应市场的半瓶醋，要给他们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