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竞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 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 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 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 以汉治汉”。
——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 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
——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
——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 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 等于是买一件家具—— 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 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 “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
——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