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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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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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袁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  
  ——“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 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 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  
  ——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  
  ——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 coup d‘etat) ,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  
  ——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圃父,有此wisdom 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 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 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就。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  
  ——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 呢?  
  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 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 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 生”,来联合造反呢?!  
  ——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 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 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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