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
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
——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
——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街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减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 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 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末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巨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人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
——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 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
——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 杀得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