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农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第七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第七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馏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乔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零零）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炬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敌。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竞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 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 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图”；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 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质量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下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 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
——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 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 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