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
——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
——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
——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