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柬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
——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
——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下通，在汉以后，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舆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雨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
——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街，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
——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
——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
——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
——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下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下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
——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
——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属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圆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
（L。C。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
——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治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街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