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
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共产党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