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
——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