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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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刑事档案-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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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前 言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
 
  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20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18岁时(1921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20世纪30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1949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1957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过55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1967年1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4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其时,聂公已经到了71岁的高龄。至1976年10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1976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经就聂绀弩在狱中表现状况作过了解,档案中存着两份监管方面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是稷山县看守所写的,另一份是临汾监狱写的,所反映情况,竟然大相径庭:
 
  代押犯聂绀弩在我所几年来,通过学习,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其表现,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有的读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并写了不少学习收获和心得。
 
  聂犯确系写了不少收获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员变动,大部材料找不到,现找到一份可作参考。同时有两份同号犯人对聂的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面)表现也较好,从不违犯监规。
                     稷山县看守所
                   1975年11月17日
 
  聂犯来我监改造时间较短,同时该犯在思想改造上还存在有差距,劳动表现一般,在监规纪律方面表现不够好。
  入监以来没有写过改造日记,在以前写过学习笔录,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写了。所以法院要该犯的改造日记,无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监狱
                    1976年9月4日
 
  两个单位显然态度不同。这里有个原因:临汾监狱是已决犯的劳动改造场所,属省级监狱,代国家行使强制监管,全国之内任何地方判处的犯人,都可以调到这里来执行刑罚。而稷山县看守所,只是县一级的对未决人犯的羁押处,一般情况只关押当地拘捕的人犯。聂绀弩的身份还是北京的人犯,户籍在京,稷山只是代押,所以监管方对他颇为客气,他后来在《怀监狱》一文中也曾大谈监内的仁慈。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从皇城根下派的干部,地方上总是要对人家高看一眼的。
 
  从聂绀弩自身方面来说,两份材料倒可以作为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佐证。在稷山县时,学习孜孜不倦,体质尚能对付。到了临汾监狱,已经病弱日甚。聂公在《怀监狱》文中写到他一次参加劳动时,狱医发现他有病,让他去看病,不要劳动了,他自己还说没有病。就从这一点看,你能说他劳动不好吗?监管方认为他“表现一般”,都是因为他年高体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还要劳动,也许是因为出来可以接触阳光空气,而在监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会更难忍受吧。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83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10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1976年10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18元生活费。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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