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1962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1966年1月间的一些言谈。4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8月1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