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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