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1966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
（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论，此间人事最沧桑。
（这是《疍户》另稿中的后四句。《疍户》是一首写潮汕一带水上人家的诗，收在聂著《南山集》。但现在从诉讼档案中发现的这首诗的手稿，与已入书的诗作对照，只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后四句便也成了轶句。）
一首诗有前后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异很大，如《遇狼》和这首《疍户》，这种情况在聂诗中可谓屡见不鲜。除了作者不断修改旧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身处形势动荡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烧掉或散失之后，重新回忆补作的。一作两稿并存，往往各见千秋，这也显见出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和诗笔的敏捷。聂绀弩博于阅览，积淀颇富，犹似储备了丰裕的“诗材”，写诗时便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从上面这些轶句来看，不乏旨趣深蕴、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诗中句子所以被改换，我认为多数情况是由于原稿散失，回忆不清，诗人重写时只好另作。现在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些轶稿，这就不妨两种稿本并存，以资后人研究。
轶诗轶句知多少
遗留在档案中的轶诗，一是原来被人举报，送交政法机关的诗稿；二是被捕时搜查取到的诗稿；三是司法机关抄录，用作定罪证据的；四是聂公在狱中回忆旧作，记录在监狱学习用的纸张上的。
所发现轶诗，已经陆续写成介绍文章，在报刊发表，包括：
《吊若海》（写入《诗狱最是莫白冤》中）1 首；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5首；
《叠韵联翩见诗才》文中“灰”韵叠韵诗28首；
写武汉大桥的诗，3首；
归为“次等罪证”诗8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2首等等。
以上计得轶诗54首。轶句没有全部计数，上文选录16句（联）。
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集聂公遗诗，屡有新的发现。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这一点就已足以说明诗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许正因为坎坷，诗才精湛；正因为遗散，寻找回来才更珍贵。
当代旧体诗词写作，从表面看出现了一种似乎繁荣的局面，从内质剖视却是一种浮躁现象。写五七言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种误区，一些作者缺少生活历练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却自以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声韵的规范为能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非诗”之作。想写诗词，入门必须从正、从严、从高，切忌浮躁，这是我在整理绀弩轶诗时的一点感想。每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所以感触也。
吴虞原是启蒙人
上文提到，所发现的聂绀弩轶诗中，还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绀弩的高小同学，曾在广东省参事室等部门工作。良平，即陈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晚年在山西平遥中学任教，为该县政协委员。查慧九与陈良屏同游成都望江楼时，写了一首诗，送给聂绀弩。聂绀弩为此写了两首和诗，时间大约是1964年。
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两首诗稿，遂复印寄给侯井天。原稿是毛笔书法，竖写。复印时，因最后一行诗在装订线处，未能印全，当时我也没有留意。到我收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六稿印本）后，才见此诗最后一句阙如，画了七个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档案又找出来看时，眼睛豁然一亮：那丢失了的一句诗，是多么重要的一句呵！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单父台高李杜登，锦城私馆缺烟灯。
江山万里孙希曙，生死卅年鲍慧僧。
我老无文从耳掴，君今传世有诗凭。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1921年至1925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1933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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